日本对中国北方的探查及其影响（1871—1877）

李长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

日本探查中国北方与甲午战争情报战的源起

中日甲午战争是颠覆两国历史格局、重塑东亚秩序的世纪之战。日本何以在明治维新后短时间内走上对华战争之路并战胜清朝，战前长期系统性的对华情报探查是重要原因。日本对华谍报并非甲午前夕才仓促启动，其源头可以上溯至19世纪70年代。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后确立对外扩张国策，将琉球、中国的台湾，以及朝鲜作为首要目标，对这些地区拥有属土及宗藩关系的清王朝，成为其主要战略对手。其军政内部无论是主张“联清抗西”的缓进派，还是鼓吹“征韩论”的急进派，都认为必须实地摸清中国真实国力、掌握内情，才能制定切实的对华策略，派员来华探查成为共识和首要举措。

在中日交往初期，双方对彼此的了解程度差距明显。清政府获取日本信息大多依靠各通商口岸官员间接上报，信息零散，且并未形成主动赴日考察的意识和举措，直到1877年才派遣何如璋为首任驻日公使。反观日本，德川时代便依托长崎、对马藩等据点搜集中国情报；1862年幕府就派出数十人赴上海开展官方考察。1871—1877年是近代中日开始打交道、互相试探的起始阶段，日本先于中方派遣多批人员来华探查，在了解对手方面占据优势。这数年间，日本频频向中国挤压，吞并琉球、出兵台湾、进入朝鲜，步步推进，而派遣人员探查正是这些扩张活动的情报基础。

这一时期日本对华探查集中在两个重点区域：南方沿海和长江流域，以及北方京、津、山东和辽东地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烟台、营口成为北方通商口岸，北京既是清朝政治中心，也是日本设想的军事打击靶心，天津及渤海湾区域是北京的海上门户，也是日本经由朝鲜侵入中国的陆路通道，因此北方是日本军事战略重心和探查重点，范围覆盖京津、北方沿海、华北与东北内陆，这些地区后来成为甲午战争的主战场。

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两国互派使节、开放通商，人员往来通道正式打开。日本借订约使团随行人员、留学生的名义，把第一批探查人员带入京津地区；随后陆军参谋局设立，专掌机要与间谍事务，开始成批次派遣军谍潜入中国北方探查，摸索出伪装身份、多部门协同、撰写探查报告、刊印情报资料供军政各界参考的整套工作方法。此后日本不断完善谍报制度，发展出驻在将校制度，汉口乐善堂、日清贸易研究所等官民结合情报机构，大量经过中国实地历练的“中国通”进入军政外交体系。

1871—1877年是近代中日官方交往的起步阶段，日本先于清政府开展对华实地探查，在认知对手层面占据主动，为形成战略优势奠定了情报基础。这一时期北方探查积累的经验、情报、人才，成为延续到甲午战争的日本情报战源头。

二

日本扩张战略与探查中国北方活动的起始

   

1871—1874年，伴随着中日订约、“征台论”与“征韩论”兴起，日本开启对中国北方的探查活动。

1870年明治政府派外务大丞柳原前光赴天津，面见直隶总督李鸿章要求通交，1871年派大藏卿伊达宗城率领使团来华签订《中日修好条规》，约定互派驻使、通商贸易，及所属邦土“不可稍有侵越”和“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须彼此相助”。清政府希望以此条约结交东方盟友，共同抵御西方，却未料到日本已经在谋划争夺清朝边缘及周边藩属，并且部署探查力量。使团20余名随员除完成谈判公务之外，还承担实地考察任务，留下私人见闻记录，补充官方文书之外的社会民情信息。同时日本派遣七名留学生随使团入京，名义学习语言，实则作为京津地区先遣探查力量，其中包含军职人员。虽然留驻京津的计划落空，这批人转赴南方口岸，后来部分人员潜入台湾搜集情报，为随后日军侵台服务。

订约同期，日本兵部省设立陆军参谋局，掌管间谍情报。1872年陆军省派遣陆军少佐池上四郎、武市正干及翻译彭城中平赴辽东牛庄探查。他们装扮成商人，在牛庄周边活动一年，针对朝鲜方向开展侦查，为“征韩”做准备，这是日本第一批北方军事间谍。他们实地调查辽东军备、社会、经济与地理，回国提交《满洲视察复命书》，为征韩预判清朝可能的干预提供依据。同一时期清政府仅有一次临时派遣官员陈福勋赴日本处理秘鲁华工事件，带回少量日本军政情报，但没有转化为常态化考察、遣使驻日的政策举措。

1872年3月日本政府得知琉球漂流民被台湾当地人所杀事件，政坛兴起“征台论”。1872年10月日本单方面将琉球改为藩国。1873年3月副岛种臣、柳原前光来京换约，随员有陆军少佐桦山资纪和海军少尉曾根俊虎，负有军事使命。日方借机试探清政府对台湾、琉球的立场态度，当清朝官员称台湾少数民族为“政教未逮”的化外之民，日本判断有机可乘，加紧筹划出兵台湾，同时扩大对华谍报布局。1873年陆军省参谋局制定大规模探查计划，派出11名军谍分赴中国南北，9人分配到北方。这些人员立下严苛誓约，以学习汉语的留学生身份作为掩护，进驻烟台、天津、北京。在北京的日本留学僧人小栗栖香顶安置他们在法源寺借住，并协助他们侦察北京城防、兵营。

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中日陷入战争危机。日本军方拟定对华全面作战预案，如一来华军官所述：其一攻占烟台、天津，直取北京勒索赔款；其二海上决战，陆军攻取南京、武昌，再北上围困京师。在北京，日本外交使臣以开战施压谈判，潜伏的军谍就在京城清廷眼皮底下持续侦查防务，清政府对此无所察觉与防范。最后经谈判，中日签订《台事北京专条》，清廷赔款五十万两白银换取日军撤兵。这一阶段，外交使团随行人员是探查先头部队，军事间谍成为北方潜伏探查的主力，日本的探查活动自双边建交之初就服务于吞并琉球、侵略台湾、觊觎朝鲜的扩张目标。

三

探查中国北方活动的扩展与长期化

   

1875—1877年，侵台事件后，日本的野心膨胀，谋取朝鲜，并强化对北方探查活动。1875年9月日舰闯入汉城附近江华岛海域，遭朝方炮击后日军登陆杀掠。1876年1月胁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迫其开国，日本势力进入朝鲜。此后日本加强对与朝鲜接近的京津鲁辽等北方地区的探查，并从人员类别、探查领域、方式及区域诸方面显著扩展：军谍派遣走向长期制度化，探查人员拓展到外交、实业商贸部门，探查领域不限于军事，延伸到经济、物产、社会风俗，探查地域也由通商口岸拓展到华北、东北内陆地区。

军谍人员长期驻留。台湾危机结束后，军部将派遣军谍驻华长期化并形成制度。1873年派出的9名北方间谍当中，长濑兼正在京津驻留七年，岛弘毅驻留长达九年。每年都有数名军谍常驻京津、山东、辽东，同时搭配短期执行专项任务的人员。海军也加入探查活动，曾根俊虎以游历学生名义申领清政府护照，先驻上海，1875年调往天津，奔走于天津、山东、辽东，侦察北洋海防设施。他假扮清朝人，混入民夫侦察大沽炮台，收买当地线人获取官方炮台图纸，沿途观察清军操练、行军状态，记录军队装备与精神面貌，绘制地图，完成《北支那纪行》，海军省刊印这份报告，作为军政各方人员了解中国北方的参考手册。军部对间谍探查范围的指令包罗万象，除兵制、枪炮、防务设置等军事内容，还要求调查山川城池、人口物产、民情风俗，甚至留意民间反清力量，情报成果刊印分发，服务日本整体对华战略。

除军谍之外，外交、实业人员也加入探查队伍。1874年日本在北京设立公使馆，1875年设立天津领事馆，设置驻华武官制度。外交人员凭借身份可以向总理衙门申请内地游历护照，进入军谍难以抵达的未开放地区。使馆书记官竹添进一郎等人拿到护照，从北京途经直隶、河南、陕西前往四川，长途游历，写下《栈云峡雨日记》，记录华北内陆社会人文，弥补军谍局限于沿海口岸的不足。

明治政府推行富国强兵，国内资源匮乏，迫切希望开拓对华贸易，汲取经济资源。大藏省、内务省、北海道开拓使整理中国贸易统计，发现中日北方贸易规模很小。1875年，北海道开拓使与内务省联合组织实业考察团，由西村贞阳带队，赴中国考察农畜、手工业与贸易市场。考察团在中国各地活动半年有余，四十多天停留北方地区，走访京津、烟台、营口城乡，完成《航清纪行》《清国产业调查复命书》等多份调查报告，详细记录北方物产与贸易潜力，报告被刊印传阅，为日本制定对华商贸政策提供依据。考察结束之后，西村等还向开拓使提出增加输出本土商品种类、在上海和天津设立物产贩卖机构的方案。

探查的地理范围不断向北、向内陆延伸。东北地区是日本大陆扩张以及对抗俄国的关键地带，但清政府管控严格，普通日本人很难进入盛京以外区域。1877年岛弘毅借助日本公使馆的帮助，以汉学家名义拿到东北三省游历护照，从北京出发横穿辽宁、吉林直至黑龙江齐齐哈尔，历时半年完成考察。他根据勘察，校正日方原有地图的地理错误，完成探查报告《满洲纪行》甲乙两号，由参谋本部刊行，成为日本经略东北的重要参考资料。至此，日本对北方的考察，已经从最初京津、沿海通商口岸，拓展到华北、东北内陆。

四

探查中国北方活动对日本对华关系的影响

   

1871—1877年日本来华探查队伍由外交、军事、商贸三类人员构成：外交人员充当开路先锋，军事间谍是核心主力，商贸人员作为后继扩展。这批探查产出大量一手情报，助力日本实现吞并琉球、出兵台湾、渗透朝鲜的阶段性扩张目标；早期探查模式不断演化，形成长期的国家情报策略；同时培养出第一代日本“中国通”人才群体，深刻影响后续中日关系。

军事间谍取得的情报成效最为突出。他们伪装成商人、文人、留学生，利用同文的便利，甚至乔装中国人，收买本地内线开展侦察。实地侦查让日本获得直观印象：清军武器老旧、军备废弛，士兵纪律涣散、战斗力低下。池上四郎判断中国东北吏治腐败、士气崩坏，认为这是日本处理朝鲜问题的绝佳时机，为日本国内“征韩论”“征清论”提供现实依据。曾根俊虎、岛弘毅等人详细记录炮台、兵营、行军路线，测绘地图，模拟军队陆路行军路线，相当于为未来军事行动提前踩点。这些情报支撑日本在外交谈判中把握清朝虚实，占据主动权。

这一时期摸索出来的探查策略得到延续与扩张。1878年参谋本部独立，直属天皇，谍报工作自主性进一步强化，建立常态化“清国驻在将校制度”，常年保持十几名军谍在华驻扎活动，驻扎北方人员占比接近半数。中法战争期间在华间谍数量达到高峰。这套谍报体系一直运行到日俄战争时期。商贸考察同样持续发展，官民参与度不断提高。1886年荒尾精创办汉口乐善堂及此后在上海成立日清贸易研究所，以商业为掩护，大规模开展社会经济调查，培养情报人才；甲午战争爆发后，其机构培养的多名学生充当日军翻译、向导、间谍。战后东亚同文书院、满铁调查部等机构，都是这一探查思路的延续发展。

大量参与19世纪70年代探查的人员成长为日本军政界的“中国通”，对中日关系发挥作用。在军事领域，桦山资纪参与侵台，在甲午战争担任海军军令部部长，战后出任台湾总督；岛弘毅长期驻留中国，熟悉南北各地情况，成为陆军“中国通”。外交领域，竹添进一郎凭借游历著作获得声望，历任驻天津领事、驻朝鲜公使，插手琉球交涉，介入朝鲜甲申政变。社会层面，曾根俊虎完成北方探查之后，成为日本“兴亚会”核心人物，宣传亚洲主义思潮，在军政和社会上发挥影响力。

1871—1877年是近代中日正式交往起步阶段，日本先于清政府实施对华探查策略。该策略既是历史上关注中国的延续，也是维新后扩张国策的直接需要。日本把京津及北方地区作为探查重心，外交与军谍并行，军谍为主力，具有专业化、组织化、连续性特点，探查区域从沿海扩展至内陆，初成规模。探查取得显著成效，为日本掌握中国内情、谋划对华策略、实施夺琉球、攻台湾、入朝鲜提供情报基础，为后续探查及甲午情报优势奠定基础。

反观清政府，虽然也逐渐看出日本扩张野心，着力建设北洋海防，却长期缺乏主动了解对手的意识和有效举措，朝野对日本也缺乏深察。两相对比之下，清政府情报认知层面的被动，是后来甲午战败不可忽视的因素。1871—1877年的史实表明，在近代国际格局之下，主动研判对手国情与战略，是维护国家安全、掌握外交主动的重要前提。

[说明：原载于《抗日战争研究》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