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6年4月29日，陈忠实先生就去世十年了。

在日常生活中，我往往会发出感慨：时间真快！陈忠实走了，已经走了十年，这件事也难免令我喟叹：时间真快啊！

十年之间，世界大变，人心大变。在先生的晚年，吾侪有频见先生之幸。先生略显孤独，也需要吾侪。吾侪与先生的交流，对先生也是一种慰藉。各位茶一杯，便开始扺掌而谈。遗憾先生作古，这种形势没有了，这种气氛也没有了。世界如何变，人心如何变，先生不知道，吾侪也无法听到他的见解。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逾半年以来，我一直在深入地了解陈忠实。窃以为，档案里的信息是零星的和稀薄的。罕闻且宝贵的信息，存在于口碑之中，尤其是在陈忠实的同乡、同学和同僚的亲历和叙述之中。我用了田野调查法，甚至是考古发掘式的，收获甚大。

陈忠实始终对社会抱有向往和期待的热忱，遂能执着地投身于社会。临终之际，有领导和朋友探望他，他激动，口不能言，遂要把纸举在空中，以笔表达自己的衷肠。他对社会有一种顽强的积极，妇孺见他，也会笑迎。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对陈忠实多有高尚的评价，是有其根据的。

可惜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多不清楚陈忠实的苦涩，当然，一些难为俗人言的隐秘感受，外人、他人或俗人又怎么能觉察并体会得到呢？年少家贫、大学落榜、温情难得、小说惹祸、仕途横断及文学创作的压力，无不是深埋在心底的苦涩。既使有了一部垫棺做枕的长篇小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他也仍会遭遇挫折，陷入尴尬，产生沮丧。荣誉若花，开得灿烂，也终于要褪色，且要凋谢。前浓而后淡，如此落差，也会引发异样的寂寞，何况七十出头，便患了不治之症。

陈忠实一生都在劳动和奋斗，且是辛勤的劳动，艰巨的奋斗。四十岁以前，他还不敢专事文学创作，也不能这样做。如何以国家干部的身份改换农民的身份，无日不累得他汗流浃背。文学创作究竟能不能安身立命，他也久有怀疑和彷徨。四十岁以后，写了几个中篇小说，尤其是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当此之时，他的一张英俊的脸遂变迁为纵横交错的沟壑了。陈忠实的气魄，也似乎空虚了一些。

陈忠实是一位自重的作家，且处处维护这种自重。文人素有道德之瑕疵，要么偷合苟容，要么恃才傲物。曹丕和刘勰都分析过文人的毛病，并予以批评。今之作家，是否还属于文人，也未可知。若社会宽容，网开一面，允许文人无行，然而文人怎么也不能从无行跳到无耻吧！陈忠实是有道德要求的，这种要求源于儒家文化。他也并没有超凡入圣，不过先生之风，土黄石白。

陈忠实坚守知恩图报的原则，这也是可贵的品质。在人民公社的时候，有惠维忠，是一位基层组织的领导，他发现陈忠实具杰出表现，遂上报材料，推举陈忠实从集体干部晋级为国家干部。此事陈忠实终生记得，且不忘感谢。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何启治出差西安，在街上碰见陈忠实，便约稿，请他写长篇小说。1992年，陈忠实完成了长篇小说，就交何启治。出版顺利，影响深远，彼此都很高兴。此事陈忠实终生记得，也不忘感谢。参加茅盾文学奖评选，陈忠实的长篇小说处于沉浮状态，当是时也，文艺理论家陈涌站出来予以扶正，从而榜上有名。此事陈忠实终生记得，也不忘感谢。

陈忠实在地位、金钱和荣誉上，颇为节制。不当拿的，他不伸手，即使还能拿的，也会收敛。有了茅盾文学奖，他就不再申报其他文学奖。并非没有优秀作品，是他知足，知止，认为够了，需要避开年轻人，让他们出一头地。

十年之前，我有一个句子表达对陈忠实的敬仰，我说：“先生之正，馨必飘远。”现在，我仍想用一个句子表达我的敬仰：“先生之文，可以借鉴；先生其人，足为典范。”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窄门堡

原载《新民晚报》2026年5月11日

注：报纸刊文题目为《怀念陈忠实先生》

陈忠实一年祭

朱鸿

转瞬之间，陈忠实先生已经辞世一年。

从古典性看，先生属于一个立德、立功和立言的乡贤。从现代性看，先生是一个通过文学创作观察、思考和表达的知识分子。

这个时代有陈忠实这样的人，真的是一种欣喜，甚至是一种安慰。

不仅仅是他的文章。陈忠实先生及其作品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耶稣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大约如此，也有别样。

非常幸运，先生在本地受到尊敬，在陕西受到尊敬，在中国受到尊敬。这种尊敬从文学界发生，流布至社会的各个层面。

陈忠实是伟大的，具伟大的颗粒。只要拨开日常的和琐碎的遮蔽，先生的伟大便能呈现。伟大不唯在历史上，在异域，在遥远的时空。有时候伟大就在众生之间，就在身边，就在柴门陋巷。陈忠实便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

先生有一种寓于平凡的高贵。他的精神直通牛兆濂、王鼎、李十三、冯从吾、张载、颜真卿、杨震和司马迁。感谢关中，感谢秦岭和渭水。这里黄土深厚，天空浩大，风正，气正，总是孕育性硬而义重的品质。

陈忠实并非没有逆境。不管是在人生上还是在文学创作上，他都遭遇过逆境。在挫折的时候，在寂寞的时候，在窘迫和苦难的时候，他表现出了一种坚毅。这正是伟大之所在。

陈忠实也迎来了誉满天下的日子。这时候，他表现出了一种节制。他对前辈作家是谦逊的，对晚辈作家是奖掖的，对同辈作家是亲善的，始终如此。他对曾经帮助过他的人，久怀感恩。他对过往的不快与不爽，能忍能让，持以恕道。他对纷拥的名义、报酬和显位，知足，知止，本分取之。他会婉拒，并能反哺和给予。显然，节制更是他的伟大之所在。

有神信仰的人难免怀疑儒家的道德追求，认为没有什么神，道德追求便无所依托。陈忠实有生存的阶梯，有艺术的阶梯，也有一个道德的阶梯。他一直沿着道德的阶梯向上，向上。越到晚年，他越怕闪失。他终于达到了君子的境界，一个难得的高度。

需要研究和总结陈忠实，更应该向他学习，受其影响。

对于陈忠实这样的人不能一分为二。一分为二，往往会取消事物的本质。有时候，这个观点会沦为诡辩。

应该珍惜陈忠实及其文学这个遗产。时代不应该把手上的美玉当成石头。

我和陈老师的交游虽多而淡，不过这酿出了彼此的感情。他走了，我很是难过。想到这个人，论到这个人，就不禁落泪。我在慢慢地适应他的辞世。一年了，我仍在适应。

2017年4月29日，窄门堡

原载《西安文史研究》2019年2期

陈忠实二年祭

朱鸿

在陈忠实逝世两年之际，我想起邀请他给学生举办讲座的事。

当时我刚至陕西师范大学，循规我起码有一学期可以不上课。无功而领工资，不是先贤所耻的窃禄吗？恐遭骂，便策划了一个系列文化讲座，准备让陈忠实、芦苇、石兴邦、高小贤诸士到学院来搞讲座。刘路院长说：“好！让田安政配合，放在晚上吧！”

我打陈忠实的电话，他慨然应允，犹豫的只是不知道什么内容合适。学生的专业或新闻，或播音，或编辑，我遂建议他以当代学生的修养为题，轻松道来。他说：“行！”

我按约定的时间往建国路去接他。陈忠实穿了一件蓝得很淡的衬衫，单肩挎着黑包，举止温和，神情喜悦。

一个半小时的讲座，他侃侃然，娓娓然，种种接物处事之律如行云流水，出彩多在日常忽略之处。关于聚餐，他说：“小时候，父亲告诉我，用筷子夹了什么菜，就选定，不能夹起来觉得不称心又夹着放回去；更不能用筷子在盘中又戳又翻，挑三拣四。”男女会食，喧哗起坐之间，这些陋习是难免出现的。然而一个漂亮的女生竟不以为然，窃窃说：“什么呀！”

热烈的掌声平息以后，由我送陈忠实回家。这时候，一个老师撞撞我说：“这是给陈老师的报酬。200 元，太少了。规定这样，学院也没有办法。”

我一边招呼陈老师上车，一边感到难堪。明知是汤手山芋，还得接过来。开始邀请就未论报酬，讲座完成，虽然200 元揣在我身上，已经发轫，夜色温柔而返程轻飏，我仍未论报酬。我很清楚这个人：我不提钱，他不会问钱；我不给他钱，他也不会要钱；他甚至也不会向谁打听一个老师为学生举办讲座何以没有经费。然而我肯定会呈上讲座报酬的，唯区区之币，零零碎碎，星星点点，渺渺小小，我有口难张，因为陈忠实在2002 年的讲座报酬，其标准高以万计，低也数千，我并非不知道。他不在乎这个报酬，仅仅是以情为贵。我是他的小朋友，刘路更是他的老朋友。

车过长安路，将进和平门，须臾之间就要驰入建国路，几乎没有空隙了。我硬着头皮说：“陈老师，实在不好意思！学院讲座的报酬少得可怜，我都难以付你了！”羞愧着内疚着自责着递交他一个薄薄的信封。陈忠实说：“这有什么，是多少就是多少！”遂平静地领受了。

十五年以后，此情此景历历在目，一是我仍深感惭怍，二是越来越觉得陈忠实之道高。

2018年4月24日于三亚

原载《西安文史研究》2019年2期

陈忠实三年祭

朱鸿

时间如流，目送着陈忠实离世三年了。

2002 年春天，陕西省作家协会为我的一部历史随笔举行讨论会，陈忠实答应主持。他是主席，著名作家，又徳高望重，我想，事成了！

可惜讨论会举行之前的几天，他打电话说：“我在广州，本计划回去参加你的讨论会，现在这里的朋友安排了活动，怕不能按时回去了。”我怅然若失，不过也完全体谅。

仅仅隔了一天，邢小利又通知我：“陈老师在广州增加了活动，返西安不得不推迟几日。他让我告诉你这个情况，并祝讨论会顺利圆满！”尽管我已经知道此讯，仍遗憾之至，然而也能理解陈忠实是身不由己。

讨论会由邢小利策划，他也安排到细节了。因为如此善举，我将始终尊重他，虽然不能保证我和他的观点每每一致。凡君子，往往是和而不同的。

那天晩上，我在邢小利家复核讨论会的流程，以使明天之事万无一失。桌子上摊了一叠纸，过一项，拉一项，不知不觉便是22点15分了。

邢小利的手机突然响起，他看了看屏幕，转脸悄声说：“陈老师的电话！”遂按键呼陈老师，我便旁边坐着小憩。

彼此并不回避，听到了也就听到了，不过我也坚拒侧耳听之。自然而然，不搞形式主义的礼！俄顷我便获悉陈忠实与邢小利交流的正是讨论会的事，邢小利说：“好的，我取笔和纸。”我迅捷递上纸，递上笔。邢小利说：“陈老师，准备好了，你口述吧！”遂一边接电话，一边记录。

陈忠实的口述用了近乎一个小时，而邢小利则连续记录着。挂断电话，邢小利微笑着，反复摔手，搓手，松弛其筋骨。他说：“陈老师口述了一篇发言稿，让我明天在讨论会上代他一读。”

当此之际，我意识到陈忠实是通过这个发言稿弥补他的缺席。一种暖流浸透了我的五体，对他重其诺，守其信，慨叹万千。我当然也为邢小利的付出心热欲化。

讨论会像陈忠实祝福的那样顺利圆满，我胸中蕴藏了丰盛的感激，因为一个作家不可能经常有足以举行讨论会的作品，即使有也不能经常举行。

不久陈忠实结束了在广州的活动，还归西安，回到白鹿原的老家。我应该看望一下陈忠实，遂约邢小利一起去。陈忠实独居乡下，颇是寂寞，也多少有一些忧愤。除了我和邢小利，同往的还有三路朋友，陈忠实甚为欣喜。他也需要这样的气氛，毕竟独居不是他得意的选择。也是在这天，大家决定要给他过一个60 岁的生日。

在忙忙碌碌的日子，我偶尔会想象陈忠实那年在广州一个酒店的房间口述发言稿的姿态。我问自己：他站着？踱着？还是坐着？此间他吸烟吗？喝茶润嗓子吗？发言稿是即兴而述，还是构思之后而述？我能知道的是，此发言稿终于发表，并收进了他的文集。他说：“在朱鸿的缜密而又敏锐的思辨文字里，我的直观感觉总是受到一种理性激情的催发；催发人走向陌生而又新鲜的认识境地，扩展精神视镜，又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理沉静。”极尽鼓励，不胜慷慨。

陈忠实不会在手机上存储电话号码，也不会发短信。他有一个本子，专抄电话号码。巴掌大的本子里，布满了几百个电话号码。他把本子装在自己的黑皮包里，黑皮包和本子都磨烂了。黑皮包用得面子发皱，边缘发白，完全丧失了审美价值，他便换了一个黑皮包，不过存储电话号码的本子从未换过。

当我想象陈忠实掏出本子，找到邢小利的电话号码，拨通以后，一气口述发言稿的时候，我的脑海也会浮出他给别的朋友打电话的情景。我在他办公室晤面，起码有三次看见他打电话帮助人解决问题。一次是老家一个农民的拉土车被扣，他设法为之求得放行；一次有故旧患病，他托一个医生联系住院，并叮咛予以照顾；一次是一位作家要出版小说集，他跟编辑交涉，希望减少费用，甚至削其三五千元也可以。言之谆谆，非常诚恳。凡帮助人，陈忠实总是义不容辞，力行近乎仁矣！

作者：朱鸿，陕西长安人，中国当代散文家、学者，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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