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關于城鎮化建設工作情況的報告曾提出，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擴大國内需求的戰略重點，也是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徑。

也因此，在城鄉發展過程中，總面臨着一系列破舊立新的變革舉措，而征拆就是城市更新過程中的重要一環。然而，由于地域、城鄉、土地性質、風俗習慣及其他複雜的社會因素，如何維護好廣大農村群體的征拆權益，成爲當下的一個難題。

近日，随着“了不起的法律人”系列宣傳片在征拆律師朋友圈中被廣泛傳播，北京在明律師事務所（下簡稱“在明律所”）創始合夥人楊念平也被更多人關注。作爲我國的第一批征拆律師，楊念平将“隻爲被拆遷人服務”的服務理念，貫徹踐行了整整16年。

讓法律的力量輻射、惠及到更廣泛的農村地區，讓城鄉被征拆群體得到應有的權益，楊念平帶着充滿希冀的目光，正行走在征拆律師執業的路上。

“在最好的年紀，爲維護農民的權益而出發”

在如今的互聯網上，35歲似乎是一個讓人尴尬的話題。

打開社交媒體平台，總能看見這樣的關鍵字眼：職場危機、年齡歧視、行業分水嶺……同時被關注的還有考公、考編等熱點話題。打工人似乎隻能在就業市場中“随波逐流”，倘若有一份長期安穩的工作，就已經足夠“躺平”。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已成爲征拆法律服務領域頂尖律師的楊念平，也曾在國企擔任主管，并在發展前景大好的35歲時選擇主動離開。

“讀研期間，有一位研究土地政策的教授來我們學校進行授課交流，由于我在農村出生，他講的内容引起了我濃厚的興趣，課後我們聊得很融洽，這是我投身征拆領域的一個萌芽。”快20年了，楊念平仍記得這一場溝通帶來的契機。

拒絕了工作十餘年、福利待遇高、發展前景好的國企“鐵飯碗”，楊念平再次出發，一頭紮入灰頭土臉的征拆領域，看似沖動的決定背後，實則是對故土情懷的一份惦念。

2007年，楊念平來到北京，正式開始了征拆律師的職業生涯。同時，她敏銳地注意到，中國的城鎮化率正邁進一個飛速發展的階段，法律服務行業對征拆的關注度卻很低，這背後，潛藏着一份巨大的機遇。

“有機遇也就有挑戰。在當時，征拆律師代理費用低、環境限制，很少有律師涉足這塊業務，所以也很難在旁人的經驗基礎上去奔跑，但我依然堅持走這條路，因爲它可以面向全國農村的土地，地域局限小。”楊念平說。

楊念平不畏懼來自跨領域對一個新人的挑戰。她認爲，35歲本來就是一場與自己博弈的階段，如果隻想着在舒适區爲成功做準備，那麽要學習的内容是永遠也準備不完的。她笑言：“聚焦在我國最廣袤的農村地區，直接想好去幹就是了。”

帶着這樣的心态，楊念平一邊努力研讀征拆法律類書籍、關注法院公布的法律文書與經典案例、琢磨專業法官的審判邏輯，一邊克服重重困難，幫助農村廣大的被征拆群體積極維護權益。在淄博，楊念平幫助近1200戶村民獲得了耕地征收的補償款；由她代理的山東禹城養殖場被拆遷案，成功維護了300餘位委托人的合法權益，并将征拆補償從50萬提升至350萬。

“回首看來，35歲才是最合适的執業年齡，因爲征拆律師需要具備一定的大局觀念、閱曆和紮實的心理素質。我喜歡聞田間地頭土地、青草的味道，在最好的年齡維護農村群體的合法權益，這就是執業的意義。”楊念平說。

“征拆律師，不能成爲‘壁上觀’”

土地是農民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也是他們目光所及的生存環境。廣袤的土地上有辛勤勞作的身影，也有面對征拆困擾和焦慮。

“老百姓多數是弱勢群體，這在農村地區更加明顯。他們缺乏專業知識，也缺乏有效的權益保護渠道，甚至包括很多農民企業家，對自己不動産價值也沒有概念，很難得到自己應有的補償。”楊念平說。

在16年的執業經曆中，楊念平發現，很多農村居民對征拆補償結果不滿意，多數是基于一種粗糙的直覺：“就是覺得太低了”——但到底應該補償多少，其實并不清楚。

置身于這種現實情形中，楊念平有一種迫切想要參與普法、改變現狀的沖動。

在山東禹城的案件代理過程中，楊念平認識了一個農民群體推選出來的“代表”。“我對他的第一印象是，聰明、靈活，思路清晰，知曉分寸，對法律的學習和進步很快。”在與這名委托人的溝通中，楊念平更加感慨法律在農村地區普及的重要性。她時常也會想，如果農民都有法律素養，很多困境也許就會迎刃而解，地方對城鎮化的推進效率也能更迅速。

在農村房屋拆遷補償過程中，楊念平始終重視保護弱勢群體和守法農民的利益。除了自身的理念使然，也得益于楊念平所在的在明律所的支持與合作。該律所由被媒體譽爲“中國拆遷律師第一人”的楊在明律師創辦，自成立以來，便始終堅持“隻爲被拆遷人服務”的立場。

“對我自己來說，過去我和農民朝夕相處，也更容易和他們溝通共情；作爲在明律所的創始合夥人來說，在明律所有200餘名律師，每一位成員都緻力于爲委托人争取公正、合理的補償結果，進而推動行政法治建設的進步。做征拆律師要有責任意識，不能成爲‘壁上觀’。”楊念平說。

去年，由楊念平及其團隊成員徐慧芳一起代理的山東某市國有土地商業用房認定征收補償案便是如此。原本案件希望渺茫，但因爲楊念平的堅持，終于找到了案件的突破點。她發現房屋的所有權證書明确記載爲“工交”而非“工業”，這在法律規定的賠償标準上存在天壤之别。僅僅用了18天，涉案土地的補償，便從340萬餘元提升至1400萬。

在楊念平的身上，律師談判的效率和質量，得到了放大化的呈現。

“用專業推動法治建設進步”

征拆領域中，時常會出現各類群體性案例。衆所周知，群體性案件通常涉及大量的人群，容易出現情緒高漲的情況，辦理難度大，很容易引發社會矛盾和沖突。而楊念平總能用嚴謹的邏輯思維能力和豐富的辦案技巧，創造性地解決問題。

“老百姓很容易沉浸在情緒裏，你得先幫他們把情緒穩定了，他才能聽進律師的建議。”楊念平坦言，一個經驗豐富的律師，并非将所有的精力都聚焦在案件辦理上，在現實代理中，律師往往會将近1/3的時間，用來安撫當事人的心态。她表示，“用理智對待事，用情感對待人，遇到事再大的事，我都能迅速冷靜，用最理性的思維專注于案件本身。”

在情、理、法的挑戰中，楊念平一路走到現在。截至目前，楊念平及團隊已代理案件1300餘件，足迹遍布近30個省市，拆遷補償、土地征收、房産糾紛、工程建築、企業法律顧問等案件類型，都是她的專長。

從行業發展的視角來看，如楊念平等在明律師的成長期恰恰經曆了新舊法的交替，在業内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對拆遷制度演變的認知和行業發展的理解也更加深厚。以征拆爲重點領域的行政法法律服務市場，經過多年的實踐和探索，點滴發展進步，也被廣大法律從業群體看在眼裏。

“十幾年裏，我國行政法治建設的進步很大，對其感受最深刻的就是我們征拆律師群體。”楊念平表示，最大的三個變化，一是2011年《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替代了《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明确政府作爲征收主體，取消了行政強拆；二是2015年更新了《行政訴訟法》，将立案階段的審查制變爲登記制，律師的案子變得好立了；三是新的《土地管理法》出台後，有效提升了對農民的補償标準。

征拆是法律問題，是社會問題，也是民生問題。而關注弱勢群體和守法農民的利益，恰恰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用‘有理、有利、有節’的斡旋與溝通，用專業的力量，在政府與民衆之間尋求利益的平衡點，既維護當事人的正當權益，又通過訴諸司法，幫助政府解決眼下和将來的難題，這就是我們征拆律師守望的使命。”楊念平總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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