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西方媒體炒作、歪曲中國遊泳運動員因食品污染緻陽性事件已持續三個多月,興奮劑問題已經遠遠超越體育範疇,成爲一種政治角力的工具。

面對他國的抹黑,新華社記者馬向菲、曹奕博、白旭、韋骅、董意行在巴黎奧運會一線,主動回擊,以正視聽,爲維護中國體育國際聲譽與形象沖鋒陷陣。‍‍‍‍‍‍

五位記者爲“我在現場”欄目來稿,講述他們如何抓住機會,發出中國聲音。

本欄目長期征稿,征稿信息附文末。

我在現場 |他們一再潑髒水,新華社記者這樣反擊

本文作者:馬向菲 曹奕博 白旭 韋骅 董意行‍‍‍

奧運會本該是體育的盛會,然而部分美國等西方國家媒體卻企圖通過炒作興奮劑問題把體育政治化。在這樣的形勢下,戰鬥在采訪一線的新華社記者沒有失聲,我們通過不同的方式在這場輿論戰中采取主動,給予回擊。

1

馬向菲:帶給世界與美西方不同的聲音

我負責興奮劑相關報道已經十多年了,報道過很多涉及興奮劑的重大事件。

巴黎奧運會開幕三個月前,中國遊泳選手因食品污染緻陽性事件被國外媒體曝光、反複炒作。

此次風波始于澳大利亞《太陽先驅報》發表的文章《23名中國遊泳選手東京奧運會前興奮劑陽性》,美國《紐約時報》以及德國ARD電視台随後跟進,來自英美德法澳多個西方國家的媒體“群起圍攻”。

還未到巴黎,興奮劑争議的陰雲已經籠罩在奧運會上空。

7月25日,報道團大部隊抵達巴黎第三天,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召開新聞發布會,可以預見這将是一場備受關注、充滿火藥味的發布會。果不其然,當天記者人數衆多,話題中心隻有一個:中國遊泳選手陽性事件。

WADA召開新聞發布會。

來自美英德澳等國家的記者輪番上陣,360度全方位圍攻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德國ARD記者甚至激動得不停打斷發言人說話,表示要開啓現場辯論。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面對記者反複提及的“爲何不深入調查”“目前反興奮劑體系是否不透明不公平”等早已解釋過的問題,隻能一遍遍重複解釋,内容毫無新意。

我認爲此時是抛出自己的問題,爲中國運動員喊不平的時機,于是趕緊舉手提問:“中國遊泳選手在奧運會前不同尋常的大量檢測是否必要和合理?中國選手的信息遭到一些媒體洩露,那麽洩露私人信息是否合法?WADA如何看待這個問題?聽說美國大學生體育協會(NCAA)大部分運動員直到比賽前一個月才進行符合WADA标準的尿檢,這是否屬實?如果屬實,面對這樣明顯不公平的操作,WADA未來計劃做些什麽?”

聽到我來自新華社,坐在前排的記者紛紛回頭,隔空“對戰”幾個月的對手終于在今天見到彼此真容。

WADA主席班卡以及秘書長尼格利在聽到我的問題後似乎來了精神。班卡解釋了大量檢查的目的和意義,并批評美國反興奮劑不力,絕大部分運動員不受《世界反興奮劑條例》限制。

就在記者們又紛紛舉手想要提問時,尼格利趕緊補充:“你剛才還問了信息洩露對吧?”然後他發表了一些評論,指出洩露運動員信息的行爲涉嫌違規甚至違法,這已引起其他運動員的擔憂。

新聞發布會結束,德國ARD記者意猶未盡,想采訪我。我沒有理會,匆匆回到工作間,寫下了《中國遊泳選手信息洩露引發運動員擔憂》一文。

這篇文章的中文版被近200家媒體采用,英文版則超過330家。來自美、澳、日、新、加、南非等國的數百家媒體遍布全球,新華社的聲音傳到了全世界受衆的耳中。這也表明,許多外國民衆渴望看到不同于美西方媒體的觀點,聽到來自中國的聲音。

2

曹奕博:在加索爾的發布會上“打了一場勝仗”

在巴黎奧運會報道期間,我臨時接到發布會通知:8月2日,國際奧委會運動員委員會委員保羅·加索爾将會回答記者提問。

發布會定于早上九點半舉行。推開發布廳的大門,我最先感到的是錯愕——能容納至少100多人的羅納發布廳隻有寥寥數名記者。

而發布會的主角加索爾何許人也?美國職業籃球聯賽(NBA)名人堂球員、代表西班牙男籃征戰過五屆奧運會的籃球巨星,妥妥的“頂流”。

我的第一反應是:人少,更容易獲得提問機會。

加索爾在巴黎奧運會開幕式前。新華社記者 李穎 攝

環視四周,多數記者在用西語交流,其餘爲少數法國本土記者和美國、日本主流媒體記者,新華社是現場唯一一家中國媒體。

發布會就像一場比較“誰能問出大新聞”的媒體比賽。彼時,我腦海閃過一個念頭:問問加索爾對中國遊泳選手接受頻繁的興奮劑檢測,且檢測數量遠高于其他國家選手的看法。

加索爾回答這個問題再合适不過了。原因有三:其一,以加索爾在歐美,特别是在美國的知名度,他回應中國遊泳運動員頻繁接受興奮劑檢測一事會産生較大的流量和關注度;

其二,加索爾曾代表西班牙男籃參加2004年雅典到2021年東京之間的五屆奧運會,可以從運動員視角分析此次事件;

其三,加索爾是國際奧委會運動員委員會委員,幫助運動員配合WADA接受興奮劑檢測是該機構參與的主要活動之一,若加索爾作答,則代表了國際奧委會的聲音,分量很足。

發布會開始後,我在合适的時機向加索爾抛出了這個問題,他明顯對這個話題有着充分的了解,給出了接近五分鍾,較爲詳實的回答。

作爲權威發言人,加索爾尊重事實的回答維護了中國遊泳運動員和WADA的形象,同時,他也禮貌地駁斥了美西方将體育政治化的不實報道。

我感覺像“打了一場勝仗”,這場“媒體比賽”的戰況也反映在了現場記者的動作上——前排的歐美記者在加索爾回答的過程中頻繁回頭尋找我。

這場發布會,我感觸良多。首先,作爲中國媒體,在大場面下要有責任意識,敢于提問、敢于發聲才有機會引出涉華的正向聲音。其次,要在采訪前做足功課,明白受訪者所處的位置,對他知道什麽、他代表什麽和他能說出什麽有一定的預期。最後,還要把握提問的時機,給受訪者“熱身”的時間,但也不能拖得太久。

3

白旭:在國際場合我們代表了中國聲音

我雖然已是第四次參與奧運會的報道,但對于興奮劑問題了解不多。

到巴黎後,我和馬向菲搭檔上白班。她是負責采訪興奮劑的記者,在這方面很有經驗。處理過幾次這方面的稿子後,我也學到了不少東西。

對于美國媒體和反興奮劑機構多次炒作、歪曲2021和2022年涉及中國遊泳運動員的食品污染事件,我們一直商量着應該做點什麽。

8月7日,時機來了。WADA發布聲明稱,美國反興奮劑機構(USADA)拿着規則“摳字眼”,在指責别國反興奮劑機構的同時,掩蓋、縱容本國的興奮劑違規行爲,甚至出現嚴重違規的選手未被禁賽的現象。

8月8日的國際奧委會新聞發布會前,我倆一拍即合:可以就此事提問。

發布會圍繞科技主題展開,現場提問的人并不多,我第二個獲得提問機會。拿過話筒,按照事先想好的措辭,我向國際奧委會發言人馬克·亞當斯問道:“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不久前批評了美國反興奮劑機構違規,請問您有何看法?”

發言人提出先等跟當天主題相關的問題提完,再回答我的問題。

幾分鍾後,确實沒有其他問題了。主席台上,兩個回答科技問題的嘉賓離場,發言人示意我提問。這次我先大聲地自報家門:“我來自新華社。”接着又把問題說了一遍。

他表示:“國際奧委會一直保持着與WADA等方面的密切合作,未來将繼續保持,以确保一個強有力的全球反興奮劑體系。”

說得不多,但我想,這是難得的來自國際奧委會支持WADA的權威聲音。

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們作爲中國記者把問題問出來,這本身就是一種态度,可以讓發言人及他國記者看到我們對此事的關注。

我們深知,在這種國際場合,我們代表的是中國聲音,如果我們不發聲,我們背後十四億人的聲音更難以被聽到。

稿子雖短,但不到一天時間就在新華社客戶端上獲得超過50萬的浏覽量。中國記協微信公衆号轉發後有不少網友留言,其中有人說:“好事,記者不再沉默。”

西方媒體在世界輿論場中占據強勢地位有多方面原因,不會在一天之内改變。我們要做的,是抓住每一個機會,發出我們的聲音,而不是任由西方國家污蔑指責。

4

韋骅:興奮劑風波中心的奈頓去哪兒了

盡管世界泳聯和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已多次作出澄清,但在巴黎奧運會上,依然出現了西方媒體頻頻刁難汪順、張雨霏等中國運動員的情況。

另一邊,美國田徑運動員奈頓在今年3月26日的興奮劑賽外檢查中被發現類固醇(群勃龍)陽性。而美國反興奮劑局(USADA)在巴黎奧運會國内預選賽開始前突然作出決定,宣稱奈頓的陽性結果是由運動員食用了受污染的肉類引起的,決定不對其實施禁賽處罰,同時允許他最終代表美國參加巴黎奧運會。

如何看待自己的這次豁免?如何評價USADA的工作?USADA是否存在“雙标”?作爲一名至今“疑點重重”的運動員,奈頓是否會對這些問題大方回應?‍

帶着這些疑問,我決定在男子200米決賽期間采訪奈頓。

8月7日,美國選手奈頓、津巴布韋選手瑪卡拉烏、利比裏亞選手法恩布拉(從左至右)在比賽中沖線。新華社記者 李鋼 攝

由于奈頓在比賽中排名第四,無法參加隻有前三名才能出席的賽後新聞發布會,媒體混采區成爲我提問奈頓的唯一機會。

比賽結束,我第一時間走進混采區。在接下來将近一個小時的時間裏,我看到美國隊的貝德納雷克身披國旗與記者們侃侃而談,看到新冠檢測呈陽性的萊爾斯戴着口罩向媒體介紹自己的情況,可唯獨不見奈頓的身影。

苦等無果,我向一位美國隊的工作人員打聽了奈頓的去向。得到的答複是:“他已經離開了,沒有在此停留接受采訪。”

我不想放棄,又前往新聞發布廳,或許隊友的态度能夠側面反映出奈頓的立場。

8月8日的新聞發布會上,美國隊隻有貝德納雷克出席。數次舉手後,新聞官終于給了我們中國記者提問的機會。

“您如何看待USADA對于奈頓的處理方式?”“您覺得這是公平競賽嗎?”“您是否注意到中國反興奮劑的聲明?”

對于這一系列問題,貝德納雷克并沒有給出正面回應。

但這樣的回應,本身也是一種态度。

5

董意行:抓住最後時機請巴赫表态

8月9日,國際奧委會在主新聞中心召開巴黎奧運會期間的最後一場新聞發布會。通過幾次大賽一線報道,我深刻體會到作爲一名新華社體育記者,不僅要在大賽期間做好賽事本身的報道,更要牢記新華社記者的職責使命,做好體育國際輿論引導。

巴黎奧運會期間,興奮劑争議不斷發酵,引得各國媒體争相報道,WADA、中國反興奮劑中心、USADA等反興奮劑機構也相繼發布聲明。

我意識到這次新聞發布會是讓國際奧委會及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就此表态的最後時機,下決心一定要抓住此次機會。‍‍‍‍‍‍‍‍‍

發布會上巴赫接受媒體記者提問環節一開始,我就向國際奧委會發言人馬克·亞當斯舉手示意,在幾輪等待後終于獲得了提問機會。

我向巴赫提出:“WADA表示USADA違反了《世界反興奮劑條例》,允許多名違反藥物規定的運動員在不受處罰的情況下繼續比賽,以換取他們提供其他違規者的相關信息。國際奧委會就這一事件的立場是什麽?是否會針對這一事件進行調查?”

對此巴赫表示:“國際奧委會再次重申,已将所有的反興奮劑系統委托給ITA和WADA,國際奧委會承認WADA是反興奮劑領域的最高權威。因此,國際奧委會不會以任何方式幹預個别的興奮劑案件,WADA才是負責決定的機構。”

在興奮劑問題上,西方主流媒體的聲量遠大于中國媒體。也正因如此,我們更需要發出中國聲音,以專業、客觀的方式在國際輿論中進行有力駁斥,在國際輿論場占得先機。

從美西方媒體開始炒作中國遊泳運動員到現在已有三個多月的時間,其間新華社記者也用手中的筆戰鬥了三個多月,爲維護中國體育國際聲譽與形象沖鋒陷陣。

興奮劑問題已經遠遠超越體育範疇,成爲政治角力的工具之一,不會在短期内結束。這也意味着我們的鬥争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但作爲中國記者,我們會抓住每一個機會,發出我們的聲音,努力增強中國的國際話語權。

征稿啓事

“我在現場”是中國記協微信啓動改版以來開創的首個欄目,是編輯部重點打造的精品欄目。

“我在現場”中,記者以第一人稱講述一線采訪故事,深挖故事細節,分享真知灼見、流露真情實感,鮮活明快、可讀性強。編輯部不定期将優秀作品集納成冊出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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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字數2000—3000字最佳;

2、強調現場感,記者在現場;突出故事性,記者講好故事;提高可讀性,語言表達簡潔凝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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