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佳明：湖湘文化與湖南偉人
湖湘文化現在很熱，說法也很多，我談一些自己的看法。大概談四點，因爲這個課本來是要講三個小時，今天咱們隻有一個半小時，我講完之後給大家留15分鍾提問。這樣的話基本上是一塊壓縮餅幹，就是說有些地方點到爲止，就不展開深入談了。
一、近代湖南的輝煌業績和偉人、英雄群體
咱們中國的近代史現在有一個說法，就是從1840年算起到1949年爲止，是109年。也有人說近代史還有其他的劃分，但是我們就講這109年。如果從1840年算到現在的話呢，是176年，那麽就是加上了咱們建國以後的66年，166、177這個樣子。
這一百多年，咱們中國人在幹什麽呢?如果用小平同志的話講就是“三步走”，到2049年實現現代化。用習主席的話講是“中國夢”，中華的崛起。台灣有一個人叫唐德剛，大曆史學家，他做《張學良口述曆史》，開了口述史先河，前年去世了，他講了一個觀點，中國的近代曆史是中國曆史的三峽。遠古的時候中華民族的文明像滴滴泉水，涓涓小溪，後來我們到了漢唐就到了滔滔大河。但是在近代和西方文明碰撞的過程中，我們進入了曆史的三峽，這個“三峽”有急流、險灘、漩渦、黑暗、死亡、倒退，他說這個“三峽”有200年時間，也就是說從1840年到2040年，中國才能走出這個曆史的“三峽”。唐德剛寫了一本書叫《晚晴70年》，在中國很有影響，他的“三峽”論在中國有很多人知道。“三峽論”和我們說的“中國夢”有異曲同工之妙，就是說中國這200年不平常，跟我們以往5000年的曆史不一樣，可能在今後很長時間也不一樣。這200年裏面，前109年湖南人獨領風騷，現在這66年裏面，有30年是在毛主席的旗幟下走過的，也是湖南人獨領風騷。所以将近200年的時間，湖南人在曆史舞台上活躍、風光了四分之三的時間。
中國近代史的四次浪潮 湖南人的表現和貢獻
有人說中國近代史是一部湖南人寫的曆史，也有人說一部湖南史就是半部中國近代史，這話的含義都是一樣。咱們中國近代最大的問題是遇到了西方，到今天我們的問題還是西方。遇到西方以後怎麽辦?中 國人大概經曆了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叫做洋務運動;第二個階段叫做維新變法;第三個階段叫做革命共和;第四個階段叫做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四個階段是我們在追趕西方，“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過程當中不斷深入，是對我們自己道路的選擇和認識的過程。
這個過程中四個大台階，湖南人每一次都站在前列。
第一台階：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是湖南人興起的，大家都知道，曾左彭胡。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師夷長技以治夷”[1]也是湖南人提出的，就是邵陽的魏源。
洋務運動，曾國藩做了三件事：
第一是辦工廠，辦礦山，辦現代化的企業。不僅僅曾國藩在辦，整個湘軍集團都在辦。以往中國有一些人，馬建忠、王韬和馮桂芬等一批知識分子都認識到要向洋人學習，但是他們沒權。真正有政權、有軍權的是湘軍集團，所以他們是真正推動了中國在工商業方面向西方學習的一群人，一支重要的力量，他們走到哪辦到哪。
曾國藩辦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培養了一批外交人才，外事人才，洋務人才。最著名的是郭嵩焘，習主席在英國訪問，英國大使館挂的大照片就是郭嵩焘，中國最偉大的外交家，大思想家。曾紀澤是曾國藩的大公子，外交才能非常卓越。他在聖彼得堡與俄國人談判，左宗棠率大軍剿滅山西和陝西的回亂，進軍新疆，用七八年的時間帶着一批将士，收複了我們新疆的160萬平方公裏，相當于8個湖南。兩個湖南人，一文一武、一老一少，一裏一外收複了新疆。在今天長沙縣跳馬這個地方有左宗棠的墓，墓前有一幅對聯：“漢業唐規西陲永固;秦川隴道塞柳長青”。漢業，新疆在漢朝的時候就已經是我們中華的家業了。“唐規”，唐朝的時候就已經進入了我們的版圖，規制。秦川就是八百裏秦川，象征着咱們的大西北，隴道就是隴海，我們向西走的這條大道。 “塞”就是邊塞，“柳”就是一種矮小的柳樹，這種柳樹抗風沙，耐旱。左宗棠把它帶到了新疆，帶到了西北，左宗棠還帶去了很多種子、農具、中藥材，那個時候浙江有一個大商人叫胡雪岩，他爲左宗棠西征做了很多中藥，像我們現在吃的人丹、十滴水、藿香正氣丸，都是爲大軍準備的。咱們左宗棠了不起。張春賢同志去新疆做書記，他要秘書鄧人傑給我發個短信告辭，我就把這副對聯抄給了春賢同志，上聯是爲國，下聯是爲民，作爲臨别贈言。
曾國藩做的第三件事情就是奏請朝廷向美國派出了第一批留學生，一共60個孩子，10歲左右，家庭殷實，有人擔保，30個廣東孩子，30個湖南孩子，這是咱們中國綿延150年的留學大潮的起點。咱們今天不是講人力資源嗎?曾國藩是中國人力資源的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人。他還培養了李鴻章，他唯一的一個學生，李鴻章後來帶起了淮系，淮系在近代和湘系一樣，成爲中國政治的一個重要的力量，後來的段祺瑞，包括袁世凱都是淮系的，袁世凱雖然是河南人，但是發現他的人吳長慶是屬于淮系的。李鴻章對袁世凱也倍加推崇。袁世凱這個人就是臨門一腳太臭，有點像咱們中國足球隊，他如果不去當皇帝就是個改革家，我們《走向共和》寫的就是這個故事，但是中國人逃不出這一劫，叫做思維定勢也好，叫做曆史局限性也好。
第二台階：戊戌維新
湖南人對于對外開放做出了重大貢獻。我們出了譚嗣同，譚才常。譚嗣同了不起，他做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是以自己的生命來祭改革，這件事使維新運動的意義和影響得到了極大地放大。第二件事，他是維新思想家。維新思想家有兩位，一位是康有爲，康有爲是大思想家，但是康有爲的改革思想裏面還保留了很多封建專制的東西，所以他這個人最終還是個保皇派。譚嗣同寫了一本書叫《仁學》，五六萬字。最近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天道輪回讀仁學》，網上很多地方在轉載，我在北京和浏陽分别有一次發言。《仁學》這本書，把中國古代和現代，中國和外國的思想打通，形成了一個非常好的思想。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譚嗣同的思想，不比我們現在的水平低，甚至于超過了我們現在。我們轉了150年轉回去，轉了120年回過頭發現他是對的。曆史是不是越往前就越進步呢?不一定。有的時候曆史像鍾擺一樣，擺過去十幾年，甚至是一百年，這個鍾擺又擺回來了，擺回它的原點。譚嗣同很了不起，除了譚嗣同以外，我們湖南當時是全國維新最富有生氣的一個省份，當時我們湖南“省委書記”叫陳寶箴，他手下還有江标和黃遵憲，幾個人搭了一個好班子，這個班子在我們湖南大膽進行改革，發展工礦業，建立現代城市的行政制度和管理制度。中國當代的警察制度是從長沙開始的，是黃遵憲從日本引進來的，黃遵憲是咱們清朝政府駐日本的公使。我們長沙辦的時務學堂，請了梁啓超做中文總教習，時務學堂有兩個非常傑出的學生，一個是蔡锷，還有一個唐才常。我們辦了湘報、湘學報，辦了南學會，在全國風聲水起一馬當先。可以說維新的前線在北京，大本營在湖南。維新後來産生了一個很長的餘波，這個餘波叫晚清新政，《走向共和》裏專門講了晚清新政，晚清新政是我們過去屏蔽的一段曆史。最近王岐山講舊制度與大革命，在中國可以參照晚清新政這段曆史。
第三台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以革命的手段實行制度的轉換，通過制度的轉換來“師夷之長技”追趕西方。在辛亥革命時，武昌起義的一批年輕的将領都是湖南人。劉複基、蔣翊武等，包括他們的“文學社”、 “前進社”都是一批湖南年輕人爲骨幹，他們本來想在湖南起義，但是這個時候湖北因爲巡撫帶兵去四川鎮壓保路運動形成真空，所以他們臨時在那兒起義。起義第二天，長沙響應湖北的武裝起義。我們兩個年輕人，一個是焦達峰，一個是陳作新，做了都督，然後組織湘軍馳援武昌，黃興從外地趕到武昌指揮戰争。武昌起義堅持了個把月時間，這段時間全國宣布獨立，脫離清廷，袁世凱利用這樣的一個壓力，壓迫清廷退位，所以可以說，清朝是湖南人推翻的。
曾國藩在半個世紀之前，他就預料到了清王朝的這種命運。大家注意曾國藩一直囑咐他的後代不要從政，因爲他身後的幾十年中國的政局是一場混戰，一片混亂，他心裏感到了這一點。當時他的一個重要的幕僚趙烈文，勸他打到北京去，自己做皇帝，他不幹這種違背孔孟之道的事，但是他已經感到了晚清這座大廈即将傾覆，最終還是湖南人，還是湘軍的後代把它推翻了。
辛亥革命有一個很長的餘波，就是後來的國民革命，這個餘波一直到今天都沒有流完，在台灣還在流。由于湖南人在辛亥革命中的這種地位，所以國民黨裏面有大量的湖南人。辛亥革命我們出了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你們長沙縣的黃興。黃興有一個殷實的家庭，他書讀得很好，讀到秀才，送到湖北兩江書院讀書，讀得又不錯，送到日本留學，在日本看到了中國清政府的腐敗和日本的強大，以及日本對中國的虎視眈眈，他辍學回到長沙，在明德中學辦了華興會，對外叫華興公司，他賣掉祖上給他留的田和房子，去買彈藥準備起義。起義的消息洩漏之後清軍抓他，他逃到我們北門的天主教堂，天主教士把他送到了湘江，從那兒又到了日本。1905年，他在東京遇見了孫中山，兩個人一拍即合，加上上海的光複會三家，成立了同盟會，三家裏面長沙的華興會有過組織起義的經驗，人數衆多，實力強大。本來應該是黃興做總理，但是這個時候海外華僑裏面孫中山的影響比較大，黃興主動讓賢，他說他比我長十幾歲，是我的兄長，他在海外的影響很大，他做總理，我來輔佐他，後來黃興就做了二把手。孫中山這個人花錢比較大手大腳，用今天的話來說，有的時候賬目不清，很多人對他有意見，而且孫中山做宣傳鼓動工作和理論工作比較多，紮實做組織工作、聯絡工作，領導武裝起義的是黃興，所以同盟會内部多次有人建議推翻孫中山，叫黃興來搞。黃興說，我不是爲孫中山本人，我是爲了這個大局。你們看到，太平天國就是因爲内讧而垮掉的，我們不能走這條路。所以他一直以極大的耐心維護着同盟會的團結，維護着孫中山的領袖地位，一直到起義之後，大家請黃興做新國家的一把手。他接到了孫中山的電報，說我正在趕回國的途中，黃興就停止了一切籌備工作，等待孫中山回國做臨時大總統。章太炎在挽聯中評價：“有史必有斯人，無公便無民國”。黃興的故事非常多，前年6月23号，我在舊金山給600多華人講黃興的故事。黃興是我們長沙的資源，也是中國的資源。他有一句名言，現在我們大家經常用這句話即“功成不必在我。”隻要我們國家好，人民好，誰來成又有什麽要緊呢?他給他的家人和兒子留了四個字就是“無我笃實”，何等胸懷!何等境界!所以我回來寫了一篇文章《向先賢尋求價值》，什麽是價值?就是人爲什麽活着，他們是爲什麽活着呢?黃興是爲誰活着?爲國家、爲民族，他是活活累死的，隻有42歲就死了。共和裏面還有兩個人，一個蔡锷，一個宋教仁，這是湖南“共和三傑”，他們都埋在咱們嶽麓山上，我多次想說嶽麓山應該改爲共和山，想到這些共和烈士，心裏頭就充滿了敬仰，也充滿了悲傷,這是我們冒着風險頂着壓力走做《走向共和》的重要原因。所以湖南在倡導民主共和方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省份。
第四台階：新民主主義革命
第四大步就是什麽呢?共産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場革命我們終于實現了民族獨立、國家統一、人民解放三大目标，在這場革命之中，湘人可以說獨領風騷，毛主席成爲當之無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我們的政界、軍界湘人非常之傑出。1945年七大的時候，中央委員40%是湖南人，1956年八大的時候，湖南人是35%，十大元帥3個湖南人，十大大将6個湖南人，上将我們占一多半，大将、上将、中将不計其數。1943年延安五大書記3個湖南人。講這些東西是要講一個事實，那就是湖南人做的非常好。
近代湘人群像
在這一百多年裏面，湖南湧現了五大人才群體，湧現了五個引領中國的思潮。
第一個就是陶澍、賀長齡、魏源。他們是一種經世派，引領了經世思潮，這個經世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一個重點。在晚清的時候，咱們中國聲音一片沉寂，所以龔自珍講“萬馬齊喑究可哀”。那麽知識分子在幹什麽呢?那個時候有一個幹嘉學派、一個桐城學派。桐城學派是安徽的研究文學的，幹嘉學派是研究考據的，因爲200多年滿人不讓漢人說話，他們人數很少，一百多萬人統治一億人，哎呀，心虛啊。政權的合法性，政權的穩定性，像鬼一樣的纏着滿族人，所以滿族人對外封閉，對内不讓說話，高度地專制，讓中國文明内核，中國文明内在的力量，消失了200多年。
在晚清的時候，湖南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武器就是王船山的思想，王船山的思想武裝了湖南的知識分子，所以知識分子長期流傳學習王船山。賀長齡、陶澍、魏源他們這一批人都是。王船山最重要的思想是經世，就是理論要聯系實際，學問要解決問題，不能空對空。這樣的一個思想就使他們這一批人要解決晚清政府的具體問題，所以就是經世緻用的思潮。經世緻用的思潮很快在湘軍崛起，以後變成了洋務思潮。這個時候出現了一個洋務派的群體，包括了“曾左彭胡[2]”，所以我們從經世思潮經世派，就過渡到了洋務思潮洋務派。什麽時候發現洋務派不行呢?甲午戰争失敗，洋務運動也等于宣告破産。這個時候出現了維新思潮，維新思潮的代表人物就是康、梁和譚嗣同、唐才常。維新運動後來還是被鎮壓了，還是走不通，怎麽辦?共和思潮、革命思潮，這個思潮就是我講的“共和三傑”，有孫中山的思想，特别是黃興、蔡锷、宋教仁。共和不成就産生了共産，從共和又走向了共産，第五個思想是毛澤東。
從經世到洋務，從洋務到維新，從維新到共和，從共和到共産，五個人群五重思潮，後浪推前浪，推動着中國的變革，推動着中國追趕世界的潮流，這就是咱們湖南人這100多年幹的事。
二、湖湘文化的地理條件
爲什麽湖南人會這樣?全國這麽多的省，曆史上很多省表現都非常好，爲什麽隻有湖南人在近代的變革中能做到敢爲人先呢?總的來講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時勢造英雄，一個是文化準備。近代的湖南階級矛盾異常尖銳，特别是太平天國進入湖南，從南打到北，穿腸而過。這樣的巨大的波浪，搭起來了一個大的平台，形成了一個大的氣場，江忠源、曾國藩這樣一批年輕知識分子，趁勢而上，借着這股風雲騰空而起。如果沒有太平軍進入湖南就沒有湘軍，如果沒有湘軍，湖南跟其他省差不多，即使有一批人有思想也沒有用，無法展示才能。當時鹹豐皇帝看到太平軍起來之後，他是給20多個省下了诏書，讓辦團練，叫當地保境安民，隻有湖南辦得最好，其他省辦的都不好。正規軍都打不過太平軍，湖南一批衣衫褴褛的農民，幾個知識分子又怎麽打得過人家呢?但是湘軍居然成功了。
第二個原因就是湖南知識分子，他們有一個長期的思想和文化的準備。從王船山到陶澍，從陶澍一直到魏源，從魏源一直到曾國藩這一批人。他們有一個思想，就是湖湘文化的基本思想，就是湘人的思想，就是我們今天講的湖湘文化。這個思想使湖南的知識分子和其他地方的知識分子截然不同。有道義、有理性、有血性、敢擔當，切合實際，吃得苦，他們在生死搏鬥中殺出來，這就是文化準備。有一個哲人說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預備的，所以湖南人的這種崛起，是兩個原因，客觀的形勢和思想的準備。
湖南的文化，可以分爲兩個層次。湖湘文化不難理解，它是一種地域文化，湖就是洞庭湖，湘就是湘江。湖湘文化就是湖湘流域的文化，湖湘地域的文化，所以文化受地理環境的影響。我們認爲文化上面有一個層次叫做理性的東西，下面有一個東西叫做感性的東西，理性的東西就是湘人的思想。什麽叫思想呢?思想大概包括價值觀、價值系統，包括宇宙觀，包括方法論，包括政治觀點、道德觀點、經濟觀點、文化觀點。最重要的是價值觀和認識論、方法論。思想是比較理性的，有條理的，有脈絡的，但是它掌握在少數人手裏，少數知識分子懂這個東西。
還有一種是心理狀态，心理狀态就是湖南人普遍具有的，個性、氣質、品質，這個是感性的。即使一個湖南的走卒販夫，一個年輕人，他也有和其他人不一樣的地方，這個東西怎麽概括呢，有的人說獨立，有的人說是反叛，有的人說是好鬥，有的人說是倔強，有的人說是吃得苦，霸得蠻，還有的人說是耐得煩，但這個“耐得煩”我一直不太贊成，湖南人不蠻“耐得煩”，他要是耐得煩就不會老是這麽跟别人去搞是吧?
氣質方面湖南人是與衆不同的，我碰到一些北京的辦公司的朋友，聽說我是湖南人，他就說，哎呀，我們那兒有幾個湖南人，開始不覺得，幾個月以後就發現不一樣。我說你覺得哪不一樣啊?他說湖南人比較愛讀書，這有點像;他說湖南人很吃得苦，這有點像;還有湖南人非常倔，堅持自己的意見，再一個湖南人不怕惹禍，這不就是敢擔當嗎，是吧?膽子大。
氣質和心理這個層面，是湖南長期的地理曆史發展影響帶來的，這種影響淵遠流長，潛移默化。
湖南的區位
我們湖南的地理環境有什麽特點呢?
第一個特點是我們的區位很特别，很重要。中國的文明，如果用示意圖的話，可以用兩橫一豎來表達和釋義。一橫是黃河，一橫是長江，一豎就是京廣線，我們中國的文明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兩橫一豎。做《走向共和》這個電視劇的時候，我去看南懷瑾先生，他跟我說，咱們古代都是南征，近代都是北伐，我一聽好像說得很對，太平軍北伐、湘軍北伐、紅軍北伐，革命軍也是北伐。咱們中國古代的文明是從北邊往南邊走，近代文明是從南邊往北邊走，古代的壓力來自北方少數民族、遊牧民族，近代的壓力來自海上。所以我們的文明中心是移動的，咱們古代文明在西邊，長安、西安都是咱們的首都，那個時候漢唐都是在西邊，到了近代到東邊，現在在上海、江浙。古代的時候由西往東走，現在又由東往西走，現在叫開發大西北。這個文明移動，湖南深受其利。湖南是第二橫和這一豎的一個交彙點，在長江的南岸，這樣的話，把我們這個地理位置叫做中南，一中一南，給我們帶來了很多重要的曆史變化的理由。大概可以說給我們帶來了六樣東西，這六樣東西我今天點一點，在其他地方我會講很細，講一些故事。
第一樣東西是給我們帶來了戰争文化。
湖南這個地方是兵家必争之地，曆史上就一直在打戰，所以我說“天下未亂湘先亂，天下已定湘未定”，全國還沒開始打，咱們先打，全國打完了，咱們這兒還打。我現在在編一本叢書，叫做《多維視角下的湖湘文化》，這套叢書由湖南大學出版社出版，他們聘請我做主編，請了一大堆作者在這兒做，後來看了總目錄，我說少了一本，最後他們就加了一本《湖南戰争史》。
湖南秦朝就打，漢朝還打，魏晉南北朝，别的地方不打，咱們這兒打。然後從北邊來的金人打咱們，宋元明清都打。“三國演義”的時候咱們這兒打，三國裏頭有一幅對聯，“天下舉兵誅董卓，長沙孫堅最先來”，你說這個董卓在洛陽鬧事，跟你長沙有什麽關系?長沙“市委書記”帶着警備區這幾個兵，跑那麽老遠去幫助，長沙人愛管閑事，不自今日始，那個時候就開始了，《三國演義》專門有一集叫《戰長沙》。我們這兒一直打仗，爲什麽呢?你要打西南也好、東南也好，你不占領長沙都不行。所以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天心閣與長沙城》，我們天心閣是燒了14回，爲什麽呢?咱們長沙城三個高地，一個嶽麓山，一個妙高峰，一個天心閣，日本人第三次進攻長沙的時候，天心閣上下堆滿了死屍，中國人和日本人就奪這個高點。這種鐵血的精神，是長期錘煉出來的。長沙在第三次跟日本人會戰的時候，把日本人打怕了，打服了。最後日本人在戰史裏面，說湖南人像魔鬼一樣，他們自己是鬼，他們說我們像鬼，我們是魔鬼，我們又沒到你家去，你跑到我們這兒來，我們打你，當然像魔鬼一樣。蔣介石、陳誠都跑到咱們這兒說：“哎呀，湖南人了不起。”陳誠拍咱們的馬屁啊，陳誠說隻要有湖南的人民就可以把日本人趕走。所以湖南人不怕打仗。
第二個文化就叫做民族融合文化。我們這個地方是一個少數民族之鄉，遠古的時候我們叫三苗，衆多少數民族居住在崇山峻嶺之中，漢人不斷地從北往南走，把少數民族擠壓到了湘西，湘西南。宋朝的時候有一個開梅山，那個時候的梅山就是咱們現在的婁底、邵陽、懷化這一帶，還是封閉的，全部是少數民族，進不去，宋朝時的開梅山才慢慢地進去，我們叫梅山文化。我們的少數民族給我們漢人帶來了什麽呢?帶來了獨立性，帶來了反抗精神，帶來了不怕死，勇于擔當、講義氣，所以我們都有少數民族的精神和血統，我不知道别人，反正我家有。我母親是湘西芷江人，我小的時候她帶我回家，在那兒看，那些人都穿着少數民族的服裝，我也不知道我有多少分之一，反正有，咱們湖南人都有。
2000年的民族融合，互相取長補短，這裏面有很多故事。湖南有一件了不起的事叫改土歸流[3]，就是雍正年間，鄂爾泰做雲貴總督，改土歸流，後來《雍正王朝》沒寫這個事，你沒寫這個事，惹少數民族，民委不同意是吧，他不通過你沒辦法。咱們拍了一個《左宗棠》，就是因爲國家民委不同意，咱們就沒播，幾千萬就丢掉了。所以民族融合是咱們湖南的一個特點。
第三個文化叫做移民文化。
戰争給我們帶來了很多的移民，湖南這個地方是一個重要的戰場，由于打仗多，戰後就帶來了巨大的移民潮。最大的移民潮一個是南宋，北宋滅亡以後整個北邊的黨政軍民學全部到南邊來了，到了咱們湖南、貴州、雲南，以及廣東、廣西、福建這幾個地方，我們湖南首當其沖。這和我們湖南的第二個地理環境有關，我們是丘陵地帶，山不太高，水不夠深，但是山山水水密密麻麻緊緊相連，這樣的話就交通不便，藏人特别容易，到現在藏了很多人在咱們湖南。咱們懷化有一個縣叫中方縣，中方縣有一個村叫金坪村，我在省委宣傳部做副部長管文藝，他們就帶我去那裏看，我一看古香古色，吃完飯那老人家挺客氣的，說鄭部長你人挺好，我跟你說實話，我們家都是潘仁美的後代。潘仁美是誰?就是害楊家将那個人，是吧?他們家都是漢奸的後代，他在當地待不下去就跑到咱們這兒裏，那個村子進去根本沒有陸路，必須走水路，坐船才能進去，現在可能會通了。還有我們鳳凰，書架堂村，住的都是楊再興的後代。像咱們石門，據說李自成在那個地方藏起來了。我做《故事湖南》的時候有一集是講述建文帝的，即朱元璋的孫子，他爺爺把皇位給他了，他叔叔不服，後來從他手裏把這個國家搶了，搶的時候建文帝到哪去了呢?活不見人、死不見屍，大家就說他跑了，跑來跑去，現在都說跑到湖南來了，咱們現在也沒法證明他到了這兒，也沒法證明他沒到這兒。還有明朝末年的時候，張獻忠屠川，湖廣填四川，江西人大批的到了湖南，湖南人管江西人叫老表就是這麽來的。所以我們湖南，是全國各地的人融合起來的一個地方。所以湖南人有“天下”這麽一種心理狀态，咱們現在老說湖南人，你自己的事還搞不好，還心憂天下，因爲咱們是天下來的人，怎麽不心憂天下呢?有人給我打電話說，你說的那個心憂天下不對，咱們現在首先得把自己的事管好，你心懷全局者才能做好自己的事，我們怎麽就不能心憂天下呢?對不對?所以咱們這兒是一個移民大省。
第四個，咱們湖南是一個流寓文化的大省。就是到你這兒住一段時間，又不是你這裏的常住人口，沒有戶口。
流寓的人有三種，第一種是下放的人，到湖南來勞改的，像屈原、賈誼都是下放的。古代的時候不搞“雙規”，“雙規”成本很高，所以古代這個人隻要沒有犯死罪，他給你搞一個小點的官，讓你去一個環境很不好的地方待着，自生自滅。咱們湖南在唐宋以前，在全國算比較不好的地方，我們的氣候比較極端，而且那個時候咱們交通不便，熱嘛熱死個人，冷嘛冷死個人，還有狼蟲虎豹，咱們湖南最後一隻老虎是1960年打死的，在這兒之前咱們湖南有好多老虎。我們是組織了一百多支隊伍上山打老虎打掉了，後來才發現華南虎很珍貴，咱們湖南是中國的華南虎之鄉，世界的華南虎之鄉，因爲咱們無知把它們消滅了，很痛心。所以犯錯誤的人到我們這兒來。第二種人沒犯錯誤，到我們這裏做官，雖然這個地方不好，也得有人來做官。像張仲景、辛棄疾、韓愈、朱熹都做過我們的地方官。第三種人是到我們這兒旅遊的，轉一圈就走了。這些人來，給我們湖南帶來了文化，第一因爲他們是大文化人，他比咱們湖南本地人有文化，第二他們到這兒就有時間了，又沒工作了，每天待着啥事都沒有，他就開始寫東西了。柳宗元在咱們永州待了12年，他寫了很多好東西。因爲他在朝廷時當權派對他又不喜歡，他當然隻能跑到這兒來，在我們這兒寫。第三他在逆境中才有思想，才有文采。毛主席專門講了一段話，“仲尼厄而作春秋”，講左丘明失明以後才作《左傳》等等。咱們湖北有一個書記張二江，叫“五毒”書記，他在牢裏關了10年，出來出兩本好書，他當書記的時候啥也寫不出來，幹點小活、喝點小酒、泡點小妞、打點小牌，他哪有空寫東西呢?關牢裏10多年，寫出兩本好東西出來了，逆境，就是人的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所以到我們湖南來流放的這些人，包括賈誼都寫了好東西。
到了唐朝以後很多人到湖南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湖南這個地方佛教悠遠、道教悠遠，這就是咱們的第四個大文化，我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叫做《湖湘文化源遠流長》在我的博客上。我在長沙市做了12年部長，6年副部長，6年正部長，但是我做副部長，他們也叫我鄭(正)部長。一共寫了12本書，這12本書，有6本叫做《長沙曆史文化叢書》，4本叫《長沙曆史老照片》，一本叫《曆代名人記長沙》，都是散文，一本叫《曆代名人詠長沙》都是詩詞，詩詞一共是538首，其中杜甫寫我們長沙的就有6首，杜甫是全世界的詩聖，全國有哪一個城市讓杜甫寫6首詩?最後杜甫是死在湘江邊的。許多年前我當常委宣傳部長的時候，譚仲池當時是常務副市長，我就對他說咱們兩個文化人在長沙做官留點事吧!杜甫和李龜年在長沙遇見了，杜甫就寫了一首詩記下來。一個中國最偉大的詩人和一個中國最偉大的音樂家在長沙這個地方相遇，咱們給他做個亭子多好啊?後來我調走了，他們建了一個杜甫江閣。
由此可見，流寓文化對我們的影響非常大，後來陸遊說“不到潇湘豈有詩?[4]”意思是你連湖南都沒有來，你怎能寫好詩呢?
湖南的流寓文化非常深遠，毛主席有一首詞叫《蝶戀花·答李淑一》，李淑一的父親叫李肖聃。李肖聃先生寫了一本書叫《流寓學略》，就是對流寓的這些學者的簡要介紹，這本書現在沒有，我沒找到。我後來查了一下，他寫的還不全，咱們還有很多，像劉禹錫是咱們這兒的，秦觀，還有唐宋八大家，好幾個在我們這兒。
第五個是道教問題。咱們湖南本身就是道文化之鄉，我們本身深受老莊的影響。這可以看馬王堆裏出那些東西，如導引術，老子的文獻等等。我曾指導《屈原》這部電影，是作者之一，爲此看了1000萬字的資料，就是看老子、孔子、孟子，老莊、屈原這幾個人的材料。我們湖南這個地方道家厲害，咱們大南嶽是道家，三十六個洞庭福地之一。李澤厚先生寫過一本書《己卯五說》，講到中國文化有兩個傳統，一個巫傳統，一個史傳統。巫傳統與道家相呼應，史傳統與儒家相呼應。巫傳統起源于湘西鄂西古代民族文化。所以說湖南道家傳統極其深遠。湖南道文化的盛行對儒家文化和佛家文化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這和我們的地理有關。大家說和地理有什麽關系呢?咱們這兒山又不高，水又不深，随便圈塊地就是個公園，你像北京蓋頤和園，還得挪用海軍軍費600萬兩，把那個昆明湖裏面的泥巴挖出來，堆到外面，堆一個山，咱們湖南到處都是這樣的山，咱們随便劃一個地方就是公園，有山有水。我在北方呆了很多年，回到湖南自己家鄉一看，咱們這不就是住在公園裏面嗎?華北卻不是這樣，華北地區這些年把樹一砍風沙很大，特别是到了三四月份，春雨貴如油，很幹，所以說還是咱們湖南好。所以寺院就願意在咱們這兒，所以咱們這兒的佛教文化興盛。
我們是一個禅宗[5]的聖地，是禅宗最重要的重鎮之一。關于湖南的佛教，上次我專門在洗心禅寺和妙華法師有一次對話。佛教文化在湖南的興盛大概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地理環境，非常适合于天人合一，山水合一，這樣的一種境界，所以大量的寺院在咱們這兒興起。“南朝四百八十寺，盡在樓台煙雨中。[6]”，因爲南方這個地方适合做寺院。
第二個原因是禅宗産生在咱們附近。禅宗的六祖慧能是在湖北的黃梅縣，最後拿五祖給他的蘆葦渡江從黃梅逃跑，經過湖南到廣東韶關，他從湖南的北部邊境跑到湖南的南部邊境，在那兒待了十幾年。後來禅宗一花五葉[7]，重要的沩仰宗就在咱們湖南甯鄉。
禅宗是佛教文化中中國文化與實際相結合的産物，這是佛教文化的一個大變革，也是儒家文化的一次大變革。理學開山鼻祖周敦頤的思想就深受禅宗的影響。我們中國的傳統的文化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再多一點就包括法家文化等，荀子的文化基本上是儒家的，墨家的文化沒有什麽特質的東西，他隻是更加重視兼愛、非攻，重視民生。實際上這幾個文化總的來講都是講人和人之間的關系以及倫理社會，咱們說法家是不是講法治社會呢?其實它是講由法來搞倫理，用法來搞專制，它并不是說就把憲法放在第一位了，限制中央政權，而是爲了鞏固中央集權。中國的這幾家文化的一個共同點是它的世俗性，它隻講人間，講社會，它并沒有講宇宙，它講宇宙講天的時候，講的模模糊糊，中國人始終沒有把天搞清楚。我們中國人的天有三重含義：第一種含義是自然。我們說靠天吃飯，大自然叫天。第二種含義是祖宗。我們的老祖宗沒有了，上哪去了，說他們上天了，他們在天上，天上能呆那麽多嗎?咱們也不管。第三含義是上帝。上帝也很亂，你看咱們的《西遊記》最後結尾的時候，佛家的人都在天上，是吧?那麽多和尚，包括如來佛他們在天上，天上還有誰呢?玉皇大帝帶着他那些個文武百官，還帶着王母娘娘，這些人都在天上。天上有神仙，我們中國人這個“天”的思想沒有樹立起來，我們隻是換了一個說法而已，我們的“天”就是人間，咱們沒有彼岸的觀念，沒有主觀和客觀的觀念，主觀和客觀的觀念是誰給帶來的?是禅宗帶來的，佛學裏面有一個“能”和“所”的概念， “能”是主觀的，“所”是客觀的，把這個世界分爲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伊斯蘭教有沒有我不知道，但是在基督教裏面有，在長期論證到底有沒有上帝的這個過程之中，他們的哲學産生思辨性，從古希臘開始，常常讨論論主觀和客觀，笛卡爾是個代表，二元論，主客相分，極大的解放了基督教的哲學思想，爲後來的文藝複興、科學革命、宗教改革打下了基礎。所以他有了一個新的哲學思想，咱們中國人始終沒有。中國人的主客相分的哲學思想是從哪來的呢?是從佛教來，禅宗來，佛教本身就是一個哲學思想體系，咱們中國人曆來是說什麽就是什麽，禅宗說什麽不是什麽，實際上還是什麽，更深刻全面的什麽。特别強調辯證邏輯、辯證思維，禅宗裏面把“有”和“無”打通了，把“一”和“多”打通了，把“動”和“靜”打通了，主觀和客觀概念的引進，改變了中國哲學的品質，爲儒學向理學邁進打下了基礎。但是這個事是在哪完成的呢?是在咱們湖南，誰完成的呢?咱們湖南人周敦頤完成的。
剛才我講了中國湖南的地理位置和環境給我們帶來了六樣東西：戰争文化、移民文化、民族融合文化、流寓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這六個文化對我們湖南人的氣質産生了影響，這些影響并不是具體地指對哪一個事，哪一個人，但是它是普遍存在的。
湖南的地理特點
湖南的地理還有兩個特點：一個就是山水相連，山山水水，這個地理條件對湖南人影響很大，它造成了湖南小範圍的封閉。湖南對外是一個地理單元，我們叫做湖南盆地，對内我們分成了很多的小區域，這些小區域之間有一定的分割，又有一定的往來。山使我們堅強，水使我們通達，所以湖南人，我們有山的堅強，也有水的通靈。其次是我們的地理位置和我們的地理環境使湖南好像一個朝北的大撮箕口，我們是湖南盆地，但并不是一個完整的盆地，我們是一個半圓。全中國江都是自西向東流，唯有我們湘江格外一根筋，湘江北去。這就是湖南人最特别的地方，也是湖南人最一根筋的地方。爲什麽呢?咱們中國的傳統文化講風水講什麽呢?要坐北朝南，負陰抱陽，就是因爲我們在北半球，寒冷的空氣是從北方來的，這個北方的寒冷是我們人類最大的敵人，所以中國人都選住在山的南坡。大山的南邊就有一個文明，像咱們中國的大的文明，東北三省，北邊有大小興安嶺，華北有燕山山脈，四川有秦嶺，兩廣有南嶺，湖北有大别山，就是咱們湖南什麽都沒有，湖南北邊是一個洞庭湖，還有一個長江，過去就是一個江漢平原，我們的西邊是雪峰山，上去是雲貴高原，南邊是南嶺，我們的東邊是羅霄山脈，井岡山。所以我們隻有北邊一個出口，到了冬天北風吹過來的時候，沒有什麽阻隔，直接進入三湘四水，非常之冷，再加上我們水多，潮濕，所以賈誼說湖南這個地方是“卑濕楚地”，所以湖南人吃辣椒。我們的氣候比較極端，我在長沙爲官多年，年年防汛，每到春天，“五月一天不過都是禍”，聽着下雨人就醒了，就怕我守的防區垸子垮了。我們的氣候極端，冬天冷，夏天熱，漲大水，所以比較适合養豬。一位省長帶着我們到俄羅斯去訪問，他對前俄羅斯邊疆區的書記說：“我們湖南是魚米之鄉，會種田，會養豬，我們有一人一豬。”當時我聽了半天也想不清楚，什麽叫一人一豬，後來他們給我解釋，湖南這個地方有6000多萬人口，每年出欄的豬的頭數是6000多萬頭豬。這是十幾年前了，咱們省長出去介紹咱們的優勢啊，就介紹這個優勢，還沒有什麽三一重工啊。
湖南的氣候
湖南氣候比較特别，這種氣候使湖南人個性上吃得苦，真的吃得苦，很冷很潮濕，勞動很艱辛，确實叫人堅強。所以曾國藩說，湘軍是“士人帶山民” ，士人就是讀書人，山民就是山裏的老百姓，打魚和劃船的不要帶，那些人狡猾得不得了，是吧?山裏老百姓老老實實的，叫他打他就打，叫他跑，他就跑。所以湘軍就是一幫能吃苦的農民。
三、湖湘文化發展的曆史線索
第三個大問題，我簡單地講一下思想發展的脈絡，湖南人思想發展的脈絡。
從陶澍他們開始說，前面有幾個人對我們湖南人思想影響非常大。我們的湖湘文化的思想脈絡，其實就是一些傑出的代表人物的思想，它們就像珠子，我們把一顆一顆的珠子穿起來就是一根項鏈，湖湘文化就是這樣穿的。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非常多，我們不能一一列舉，影響最大的人我點一點名字，有的人我多說幾句。
第一個對我們湖湘文化影響非常大的人是屈原。有人說舜帝影響也很大，但是舜帝記載比較少，都是傳說，且舜帝隻有一些做法，沒什麽思想，屈原這個人是有思想的。屈原是公元前300年前後的湖北人，他一輩子做了兩件大事，第一件是做官，第二是做詩。他做官做得很大，做到了楚國的三把手，叫左徒，他還做過兩個比較小的官，一個叫做三闾大夫，一個叫做文學侍從，文學侍從就是秀才，幫着楚懷王搞文件的，第二個就是做三闾大夫，他是管貴族事務的。左徒是這個國家的三把手，翻成現在的話叫做常務副宰相。司馬遷寫了一篇《屈原賈誼列傳》，這裏頭他就講屈原在做左徒的時候内政很好，長于治亂，這個天下大亂的時候他就可以治得好;他還強于外交，強聞博記，讀了很多書，腦子還能把這些事都記住。所以他是一個有作爲的人。但是楚國到那個時候已經腐朽了，腐朽在什麽地方呢?就是它遠遠地落後于這個時代，因爲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變革的時代，各國都在變法，變法就是要打破既得利益，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往前走。楚國這個時候有很大的僵化的既得利益集團，一個就是王族，楚懷王這個家族;第二個是貴族，春秋戰國時期，東周以後分了很多很多的諸侯，諸侯又分了很多小的君，分了小的采邑，那麽這些諸侯都有自己的血脈的網絡，這樣的話利益就得分割。分割以後其實楚國的綜合國力非常強大，但是它打不過一個小小的秦，就是因爲秦改革，綜合國力大增，楚國不肯變法。屈原要變法之後，就受到了那些反對變法的人的讒言，楚懷王就疏遠他，最後把他下放，下放了兩次，第二次就下放在湖南。他在湖南待了很長時間，西邊到了溆浦和桃江，南邊到了咱們的南嶽。他在長沙附近的汨羅呆的時間比較長。
屈原的偉大在何處?
第一個是他的偉大的思想。他有一種非常強烈的人文主義的悲天憫人的思想。你說他愛國吧，他也不僅僅愛楚國，他是愛天下的蒼生，愛社稷，愛宗廟，愛文化，他有非常偉大的人文主義的思想，他想實現一種美政，所以他要寫美文，他愛美人，美人、美文、美政……所以說他是一個非常愛美的人，他是一個偉大的自然主義者，他愛山川、愛河流、愛太陽、愛長風、愛皓月，他的詩裏頭充滿了人間之愛，所以他是一個偉大的人文主義者和一個偉大的自然主義者。楚國有700年曆史，因爲他的理想沒有實現，最後一朝亡于秦國的鐵騎之下，生靈塗炭，理想破滅，這種情況下，他異常的悲憤，所以他以死來結束自己的生命。
屈原這樣一個偉大的人，他的這些思想使他成爲咱們中華民族的一個精神圖騰，後來無數的人都仰望着他，我們今天讀到屈原的時候，還爲我們的人生感到慚愧，我們遠不如他。屈原有四大優點，他是一個偉大的人文主義者、民本主義者、愛國主義者、自然主義者。這是他的第一點：我叫做心系天下、心憂天下。
他是一個追求真理的人。他說“路漫漫其修遠、吾将上下而求索”，“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尤未悔”。他一直在《離騷》裏面，這個《離騷》其實就是一個關于離開的牢騷。楚懷王不喜歡他，叫他走，他走了，就有意見，有意見就發牢騷，這個牢騷寫得好，我們就叫“離騷”。他把自己的一生，把自己的祖先，自己的個人所長，自己和君王合作的路程，以及後來遇到的艱難險阻，都寫了出來。那麽這裏面寫的是一個什麽呢?是一個追求，他說“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後來寫了一首詩叫《天問》，《天問》有170多個問題，在太廟裏面發出問題，問蒼生、問鬼神、問古往今來……他追求真理，他不向世俗的腐敗勢力妥協，他不爲個人的利益而出賣自己的人格。所以，他成爲一個非常偉大的追求真理的人。
在咱們中國的文化裏面，能夠發出“問天”聲音的人，沒有幾個。咱們曆史上有幾個人問過天?一個是荀子，這個人問過天，但是問得不是很厲害。漢朝有一個王充問天，明朝有一個李贽問天，清代有一個王國維問天。中國人是不問天的，天叫咱們幹啥就幹啥。咱們現在教小孩子也是，第一句話就是“要聽話”是吧?不就是要他聽你的話嗎?不就是要他最好就長成你這樣嗎?對吧?你爲什麽不能叫他自己好好長呢?屈原他是不信邪的，他追求真理。
他追求人格的高潔。他是人格上至純、至真、至潔、至善的這麽一個人。他要妥協，其實可以到其他國家去做官，他隻要退讓，榮華富貴他是不會少的。他碰到漁父，漁父說水不幹淨你就拿它洗腳，水幹淨你拿它帽子，你何必非要跟水過不去呢?對不對?他不，當自己的理想破滅，自己的願望不能實現，他甯可死，他也要保持人格的高潔。所以他的人格屹立在中國的彼岸，無數的人仰望着他。
他是浪漫主義文學的鼻祖。中國的文學有兩個源頭，一個源頭是《詩經》，一個源頭就是《楚辭》。《楚辭》的代表就是屈原，這個屈原的《楚辭》直接影響了世世代代的後人，大家就可以看到賈誼受他影響，陶淵明受他影響，李白受他影響，到最後曹雪芹也受他影響。在《紅樓夢》裏面，林黛玉叫“潇湘妃子”，林黛玉住的房子叫潇湘館，第五回裏面對十二钗很多的描寫都是楚辭的風格，都是騷體。所以曾國藩說，我們湖南這個地方高山阻隔，群苗所居，隻有在周之末我們出了屈原，屈原的出現使我們湖南後來百代的文人都追随着他，封他是我們文化的圖騰，我們文化的榜樣。屈原的死一直影響到我們近代，包括譚嗣同的死(譚嗣同是讀屈原的)，包括陳天華的死，姚洪業的死，禹之谟的死，包括我們剛才講到的蔡锷。所以我一直想寫一篇雜文叫做《湘人之死》。湘人的死與衆不同，從屈原開始。
屈原之後有一個很了不起的人是賈誼，賈誼是河南人，是個少年才俊，他死的時候隻有30歲出頭。但是他在世的時候寫了最著名的《治安策》、《過秦論》、《吊屈原賦》。他在咱們長沙待了四年，最後司馬遷把他和屈原寫在一起，叫《屈原賈誼列傳》。他和董仲舒，是漢朝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所以我們湖南人自己把自己叫做屈賈之鄉。賈誼的貢獻很大，第一個是在漢賦方面，是開山鼻祖，文學上它有創造，第二個在他的思想上對郡縣制的肯定，到今天我們還在延續。我們長沙市就是一個郡，我們九個區縣就是根據郡縣制的理論來的。這段時間大概是在漢朝中期，他是漢文帝時候的人。
再往後走就到了三國，魏晉南北朝，咱們長沙出了蔡倫，湖南出了蔡倫。這段時間道教有所發展，魏晉的時候，咱們中國的文化經曆了一場變革。因爲儒家文化在秦朝統一中國之後，遭到一個毀滅性的打擊，就是焚書坑儒，把儒家文化踩到腳底下去了，那麽漢朝建立起來以後，用什麽樣的思想治國呢?就是楚人的思想，黃老刑名之學，這個黃就是黃帝，道家把黃帝看做自己的老祖宗，老就是老子、莊子，叫做無爲而治，與民休戚。到了文帝、武帝、景帝三代皇帝，中國開始慢慢的恢複了元氣，叫做“文景之治”，道家的思想開始興起，湖南這個地方深受道家思想的影響。到了隋唐的時候，一方面是六藝文化的發展，另一方面就是禅宗的發展，道教和佛教的發展。
到了宋朝的時候，湖南出現了一個橫空出世的偉人，是北宋到南宋期間的這麽一個人，是咱們湖南道縣的，叫周敦頤，他大概做過我們郴州汝城這麽大的縣官，他也在福建做過縣官。因爲那個時候咱們淮河到長江之間是戰争區域，長江以南形成兩個文化圈，一個是杭州，當時叫臨安，一個是我們湖南長沙，這個半壁江山叫南宋，南宋152年時間，對咱們湖南的發展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就是因爲在南宋期間，北方的文明，特别是人才，這個時候都湧向了南方。我們湖南這個地方，成爲當時全國的學術中心。
周敦頤做了什麽事?他實際上就是給我們的儒家文化搞了一個升級版，儒家文化原來的版本比較低，他就把它升級了，他給它裝上了一個佛家文化的宇宙觀，給它裝上了一個佛家文化的辯證法，給他裝上了一個道家問題的陰陽論，他把這幾個東西一裝之後呢，提出了一個新的學問：他還是講三綱五常，但是這個三綱五常就變成了由宇宙觀做基礎，由認識論做基礎，由方法論做基礎。解決了幾個什麽問題呢?他寫了兩本書，一本書叫《通書》，一本書叫《太極圖》，一本書是講人生觀，一本書是講宇宙觀，講的什麽意思呢?就是講的這個世界本來是無。“無”就是什麽都沒有，本來的狀态。這個“無”解決了世界的本源的問題，又解決了一個動和靜的問題，解決了“一”和“多”的問題，即一元和多元的問題，還解決了天人合一的具體形式問題，大概解決了四五個很關鍵的問題，這個時候他的思想就形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階段。他又碰到了一個好朋友叫程珦，程珦那個時候看到朝廷裏頭亂糟糟的，秦桧當權，就把自己的兩個兒子，程颢、程頤交給周敦頤當學生。程颢、程頤這兩個人最後就成了中國的大思想家。這兩個人後面又出了一個朱熹，他們三代人，最後形成了“程朱理學”，程朱理學就成爲了一種帶有儒、釋、道三家的思想，帶有社會各個階層(包括知識分子，包括人民群衆)都能接受的一整套的思想，這個思想在明朝逐漸地發展起來。這是和我們湖湘文化關系非常大的一件事。還有一件事就是“朱張會講”，朱熹和張栻在咱們嶽麓書院會講，講了兩個月時間，專門讨論這個“程朱理學”的重大問題。
第三件事就是這個時候湧現了一個湖湘學派。
南宋的時候有四大學派：濂、洛、關、閩，周敦頤一派，二程一派，朱熹一派，然後張載一派。這四大派，都與湖南有關，最後湖湘學派起來，湖湘學派的鼻祖叫胡安國，福建人，他有三個兒子，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第三個兒子胡宏，還有一個胡寅，這三個兒子最後都成爲大思想家。這是咱們要知道的事。另外還有兩個人，一個人是王陽明，他是明朝中期的人，1500年左右的人，這個人對湖南的影響非常之大，他講的是心學，朱熹的《程朱理學》講的是理學。理學講的是從客觀上要約束人，大家要遵從天理。王陽明講的是心學，他講人的最高境界是緻良知，知行合一，就是要自律，王陽明深受禅宗的影響。
到了1600年的時候，咱們中國出了最偉大的思想家王船山。王船山本名叫王夫之，他是咱們衡陽人，他親眼看到清軍入關滅了明朝，對此死不瞑目，寫了一幅對聯，“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8]”。他說我這個身軀就是爲了解釋這個明朝滅亡的原因，就是爲了使我們中華文化再别開生面而活着。他著述42年，寫了800多萬字，形成了一整套思想。王船山最重要的思想就是讓中國的文化，跳出了唯心主義的圈子，不僅僅要聽天理，不僅僅要聽心學，更要看客觀實際。他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把客觀實際看得這麽重，所以我們把他叫唯物主義的哲學家。第二個他非常強調“趨時更化”，也是與時俱進，他說我們已經停滞太久了，跟世界隔絕。第三個他提出來不僅僅要“道”，而且要“器”，他認爲氣的進步，是道的進步的先驅。他提出了新的道器觀，所以過去叫做天不變道義不變，孔孟之道不要變。但是他提出世界變了，我們的“器”就要變，氣變了，“道”就會變。他有極高的民族氣節，清朝的巡撫請他出來做官，他說：“清風有意難留我，明月無心自照人[9]”，清風就是清朝的風，明月就是明朝的月，他說明月無心自照人。因爲他是反清複明的人，所以他的書在他活着的時候沒有出版，最後是曾國藩把他的全集出了，也不叫全集，我們現在出的叫全集，他那時出版的叫《船山遺書》。出版以後極大地鼓舞了中國近代人，包括我們的毛主席。曾國藩兄弟受他的影響，譚嗣同受他的影響——譚嗣同非常崇拜他，毛主席受他的影響，他的思想程度整個是湖湘近代知識分子的方向盤和發動機。中國近代的知識分子，尤其是湖湘人的經世緻用的思想來源于王船山。其中最重要的兩個人，一個人是曾國藩，一個人是毛澤東。其他幾個人我都講過。曾國藩對湖湘文化的最大貢獻在于他是湖湘文化的實踐者、成功者、弘揚者。以往的人對湖湘文化都隻是在說，而他是在做，他是實踐者。以往的人不知道事情能不能做成功，而他成功了，他以事實驗證了湖湘文化優越性。他取得了“立功、立言、立德”三大成功。曾國藩代表一個政治集團、軍事集團，所到之處皆能改造世界，那麽大家就看到了湖湘文化的功力，所以說他是實踐者、成功者、也是弘揚者。
我們的毛主席的成功也在于學習湖湘文化，學習曾國藩。毛澤東上井岡山的時候30幾歲，已經是一個湖湘文化的學者。我查了一下，他在湖南待的14年，讀的書都是湖湘文化的書，剛才我說的這些書他都讀。他現在留了一本《講堂錄》，這本《講堂錄》上有他的讀書筆記，正楷寫的。毛澤東深受湖湘文化的影響，第一就是他的哲學，他的矛盾論，和周敦頤的思想極爲接近;他的實踐論，就是王船山思想的繼續和發展。所以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也把馬克思主義和湖湘文化結合起來，使湖湘文化在他手裏變成現代化。原來全國都崇拜毛主席，咱們的習主席，現在大家都說他是舉着毛主席的旗，走鄧小平的路是吧?我們要向毛主席思想回歸，毛主席的思想和湖湘文化有非常深厚的聯系。
上次全國辦一個武警将軍班，全班50多個人全都是将軍，我在嶽麓書院專門給他們講了毛澤東和湖湘文化。最後我用兩分鍾總結一下，湖湘文化到底是什麽，湖湘文化有幾個形态，其中一個是學術形态，叫湘學，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做《湘學的品格》。湘學是中華學術的一部分，但是它有它自己的特點：第一是追求大本大源，求本;第二是求實，它講究實踐，講究實在，講究實事求是;第三是求變，湘學一直追求變革，追求進步;第四是求容，它海納百川，基本上是吸收别人的東西。湘學這樣一些重要的品格，使它的思想裏面既有中國傳統文化基本的儒學，又有自己的特點。
湘學最重要的特點：第一是義理，講究義和理，講究儒家文化的根本;第二個講的是經世緻用;第三個講究人格氣節和操守;第四個講究民本。所以從形态上和内容上，湘學都是中華文化非常寶貴的一支。
從思想文化的形态上來講，它有幾個重要的特點：第一是心憂天下。湘人一直帶着一種憂患意識，湖南是在逆境中成長起來的一個地方，這個地方的人始終有一種危機意識，這種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使湖南人的文化有一種憂傷的、奮發的精神在裏面，所以叫心憂天下，這個心憂天下不是我說的，左宗棠說：“身無半畝心憂天下”。毛主席在新民學會把它改成“身無分文心憂天下”;湖湘文化的第二個特點就是追求真理、敢爲人先。湖南人較真，不好糊弄，追求真理敢爲人先，不斷地追求變革，在近代曆史上一直在别人之前，有創新的精神;第三個是實事求是，經世緻用;第四個湖南人追求人格完善，崇義理，重節操。從氣質方面講，有一種拼搏霸蠻精神，戰争時期的鐵血精神。湖湘文化也有它的曆史局限性，人家說咱們現在是走下政壇，走上歌壇是吧?咱們現在也不光是走上歌壇，咱們的三一重工，咱們的袁隆平，咱們的互聯網+，咱們的文化産業，咱們的經濟學……很多方面現在在全國都是叫得起的，我們正在轉型。我們由原來的政治型，轉向現在的科學型、教育型、經濟型、文化型。所以咱們不光會唱歌，咱們還能幹别的。但是我們的文化，這幾十年有一些東西要總結。
我們的曆史文化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第一是農耕文化，這種農耕文化的本性，在于它最根本的東西是重權力，農業文化重權力，原地循環，工業文化重金錢，重效益，重進取，所以這是一個弱點;第二，我們的文化相對來講比較的内陸，農耕文化是内陸文化。我們的一批知識分子在哲學上也是比較開放的，但是我們始終重農輕商，我們始終有很強的小農意識。湖南人有“兩民意識”，一個是農民意識，一個是市民意識，我們缺乏遠大的目光，我們的企業家缺乏在全世界橫行，遠走高飛的一種精神;第三，我們是一種鬥争文化。因爲我們是戰争地區，因爲我們是少數民族地區，所以我們這裏的人有獨立性，有不服從的特點，甯爲雞頭不爲鳳尾。商業文化是一種競争文化，不是一種鬥争文化，競争文化講究雙赢，鬥争文化講究一個人赢，另外一個人要搞死人家[z1] 。鬥争文化是不擇手段，競争文化是按規矩出牌，鬥争文化是破壞，競争文化是進步和發展。所以湖南人要思考：怎麽學會包容，學會競争，怎麽學會更科學、更法治。我們還要在工商業發展，逐步改造自己的文化。
今天用這麽多時間向大家做一個彙報，很多地方可能不到位，謝謝大家的聆聽。
(第十六期企業家國學踐行研修班講課錄音，20160319，整理校稿注釋：楊國豔、劉慧萍)
責編：朱曉華
來源：大同思想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