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佳明，湖南商學院文新學院院長、湖南省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
了解一個人，尤其是名人，我首先想到的是通過網絡進行查找。對于鄭佳明先生，也不例外。我對他的認識，最早就是通過互聯網上的文字、圖片和視頻。獲得的關鍵信息是：北大才子、學者官員、電視劇策劃人、電視欄目主持人、大學教授……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湘”字号的文化大餐一次次驚豔全國，他是重要的策劃人與推手。
對于這樣一位“高大上”的先生，想着都讓人覺得緊張，應該不太容易親近吧!後來，有機會現場聆聽他幾次課程，又榮幸地當面采訪過他，才消除了内心原有的假想認知。他滿頭銀發，厚眼鏡片，溫文爾雅，治學嚴謹，完全是大學老師的樣子和感覺。
就是這位“老師”，用他的淵博學識、人格魅力和切身實踐，在湖湘大地掀起一波波文化熱潮。他對曆史人文，特别是對湖湘文化及其精神的理解和解讀，感染并引導着一大批人在提升文化素養的道路上不斷攀升。
“我是在湖湘文化影響下成長起來的”
67年來，鄭佳明和他的家庭經曆了從雲南到北京、到大慶再到西藏，最後又回到湖南的人生變遷。
鄭佳明的父親是長沙人，抗戰期間當兵到雲南，在雲南與他母親，一個芷江姑娘相遇結婚。1953年，國務院組建專家工作局，從全國抽調司機，父親從雲南調到北京工作，那一年鄭佳明四歲。1960年，蘇聯專家撤走。同年，黨中央批準石油部調集數萬職工和解放軍轉業官兵會戰大慶，鄭佳明的父親就在其中，全家繼續北遷黑龍江。随後幾年，鄭佳明在黑龍江讀完了中學，一直到68年到黑龍江農村插隊。五年後的1973年，他以工農兵學員的身份考到北京大學曆史系。
1976年，國家号召大學生進藏。鄭佳明寫了支援西藏的申請書。1977年，北大畢業，他去西藏昌都任教。走之前，鄭佳明回黑龍江和家人吃了一頓團圓飯，而下一次團圓飯卻是在8年以後。1980年，中央發布了新的西藏區域自治政策，1982年，鄭佳明調回長沙工作。
“我們家第二個轉折就是回湖南，父親實際上葉落歸根的思想非常重，他在東北待了二十年，就是想湖南。他是80年回來的，我是82年回來的。”鄭佳明說，後來兄弟姐妹陸續回來，到了84、85年，一家人才能吃上一次團圓飯。
1987年，鄭佳明考取了湖南師範大學的研究生。畢業後，先後擔任過長沙市嶽麓區區長、長沙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湖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湖南省社科聯主席等職務，還爲《雍正王朝》《走向共和》和《恰同學少年》等電視劇擔任總監制和總策劃。如今，在退休官員的身份之外，昔日的北大才子成了知名的文化學者。
“在我的成長經曆中，原來并沒有覺得自己受過多少湖湘文化的影響，但是後來回頭去看，應該說這種影響還是很大的。”談及自己的成長，鄭佳明開始總結：一是受父親母親的影響。父親是老長沙人，母親是芷江人，兩個都是地道的湖南人，濃郁的湖南口音一直在家中萦繞，直到後來變成南腔北調。他們的影響實際上是一種個性上的影響，湖南人那種霸蠻、吃苦、誠懇，這些好品質都對我有很大的影響。連生活習慣都是這樣，一輩子愛洗澡愛吃辣椒，哪怕在北方。其實家庭影響主要是氣質方面、品質方面、性格方面的一些影響。第二個方面，影響我比較大的是毛澤東，我小時候讀過一本書印象很深，李銳寫的《毛澤東初期革命活動》，我後來指導拍攝《恰同學少年》，其中很多思想都是受這本書的影響。青少年的毛澤東是湖湘文化熏陶出來的。第三個就是後來讀書，讀到近代的湖南人，影響很大。近代的湖南人特别是在國家危難、人民苦難這樣一個曆史背景下，湖南人的奮不顧身救亡圖存，大智大勇創造輝煌，湖南人固有的經世緻用的态度，這些東西都對我影響很大。
“湖湘文化有精髓也有局限”
提起湖湘文化，鄭佳明認爲，它首先是一種學術形态，即湘學，求本、求實、求變、求容，使湘學既有吸收了儒家文化的精華，又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從内容上講，講究義理，講究經世緻用，講究人格氣節和操守，講究民本。
湖湘文化的精神，首先是“心憂天下，敢爲人先”。這種精神自屈、賈以來，到兩宋，然後到明清，一直到曾國藩、毛澤東，湖南學人、士子，包括湖南的百姓代代相傳，已經成爲湖南人血脈中的一種東西和精神上的一種力量。那麽，“心憂天下”是誰說的呢?是左宗棠說的。他說“身無半畝心憂天下”。毛澤東把它改爲新民學會的宗旨，叫做“身無分文心憂天下”。“敢爲人先”這句話是譚嗣同說的。他說“敢爲天下先”。後來就把它改爲“敢爲人先”。
“實事求是，趨時開放”是湖湘文化的另一種精神。“實事求是”雖然出于《漢書》，但是它寫在嶽麓書院，并成爲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成爲鄧小平理論的一個重要部分，到今天它也是我們的法寶。這個話是湖南人說出來的。“趨時”是誰講的呢?是王船山，也是王船山的一大思想。所謂趨時，就是與時俱進，它講的是趨時更化、趨時更新。開放的精神是湖南人的傳統。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曾國藩開洋務運動之先河。郭嵩焘、曾紀澤是一批早期的外交家。湖南人的思想是非常開放的，但是近幾十年，開放的速度、力度和廣度不如沿海，所以落後下來了。
“心憂天下，敢爲人先，實事求是，趨時開放。”鄭佳明說，這便是湖湘文化最核心的精神特征。然而，湖湘文化有很多好的精神内核，但說到底它畢竟是傳統文化。傳統文化本身就有一個與時俱進的問題。
“湖湘文化也存在三個局限性。”鄭佳明說，第一，是農耕文化。今天講湖南人會讀書、會種田、會打仗，這三件事大概都是農耕文化的一個東西。實際上農耕文化有兩個層面，一個是上層的儒家文化，綱常義理，家長制、權本位;下層是小農意識，農耕文化的小農意識是什麽?就是平均主義，比較保守、眼光比較短淺，這兩個文化實際上是我們今天向前走的一些包袱。
第二，是内陸文化。湖南的先人曾國藩、左宗棠搞洋務運動很厲害，而且湖南人的外交也很厲害，如曾紀澤。但更多是政治需要，不是本身與生俱來的工商業本身具有的那種開放。湖南與福建、廣東的沿海開放有所不同，所以民間有強烈的内陸意識。
第三，是鬥争性。說湖南人霸蠻也好、不怕死也好、一根筋也好，都是鬥争文化。這在受到壓迫的時候非常寶貴，但是當我們人民掌握政權的時候，鬥争往往變成内耗。
對于這些湖湘文化的局限性，鄭佳明說，就存在提升、轉型和與時俱進的過程，而這個過程的實現需要當代湖湘人民付出更多的努力。
“研究湖湘文化不能忽視幾個人”
現在湖湘文化比較“熱”，特别是對曾國藩、毛澤東等人的研究非常熱門。對于曾國藩，鄭佳明說，他對湖湘文化的最大貢獻在于他是湖湘文化的實踐者、成功者和弘揚者。以往的人對湖湘文化都隻是在說，而曾國藩是在做，他是實踐者。以往的人不知道事情能不能做成功，而他成功了，他以事實驗證了湖湘文化的優越性，他取得了“立德、立功、立言”三大成功。曾國藩代表一個政治集團、軍事集團，所到之處皆能改造世界，那麽大家就看到了湖湘文化的功力。所以說他是實踐者、成功者、也是弘揚者。
然而，研究湖湘文化，鄭佳明認爲，還有幾個代表人物是不能忽視的。
第一個就是屈原。“對于湖湘文化，屈原永遠都不可繞過。”鄭佳明說，屈原對湖南的影響非常之大，而且是多方面的。梁啓超寫過一篇文章，叫《屈原研究》。他是個做紮實學問的人，他把屈原的詩裏面提到的地名列成表，大部分是湖南，這實際上告訴我們一件事，就是屈原在湖南呆的時間很長，去的地方很多，而且他把這些東西融入到他詩裏面，賦予了生命和感情，在中國和世界流傳。你說這個對湖南的貢獻還不大嗎?而且他對三湘四水的描寫，對湘人湘情的描寫，一直深入在我們的文化之中，影響到後來許許多多的人。可以說，屈原的影響有多大，就使湖南的影響有多大。
人們都說屈原愛國，有濃厚的愛國主義情操。鄭佳明卻說，屈原不僅僅是愛國，他是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人文主義者，他悲天憫人，心憂天下。這個“心憂天下”比愛國要高很多大很多。天下有什麽?蒼生、社稷、黎民。他實際上還是偉大的自然主義者，他愛花愛草，“滋蘭九畹、樹蕙百畝”，愛這些花花草草、愛大自然。所以屈原這個人是非常非常偉大的，他實際上是我們中華民族精神上的一個圖騰，這個人了不起，他厚愛我們湖南，他除了詩裏面寫我們湖南，他把生命也獻給了湖南，最終用自己的生命和精神爲湖湘文化打上了深深的底色。
周敦頤做了儒家文化的升級版，他和二程、朱熹對中華文明的後半期定了位。理學對中國農業文明的繼續和發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定向、定位，定海神針的作用。雖然中國在近代的落伍與理學的保守性有關系，但正是理學武裝的大一統王朝，多民族融合的大中華，迎來了西方文明的曆史性東進，其他的文明，例如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都在西方的壓力下分裂和肢解，而中華文明挺住了變局，爲中華文明的複興做了浴火重生的準備。伊斯蘭和印度文明爲西方殖民時期的分而治之付出了永久的代價。
王夫之是中華文明走向現代的開拓者。文明發展是有規律的，天道周星，否極泰來。明王朝的覆滅，催生了王船山的哲學。從理學到心學，主客觀唯心主義在農耕時代征服了中國的士大夫，王朝的高度專制不讓人關注現實，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成了他們的最高境界。中國文明走到了死胡同。王船山以孤憤之情，以亡國毀家之痛，讓六經别開生面，中華文明開辟了唯物主義的曙光，提出了道随器變，趨時更化，經世緻用，知行合一于行的思想。這些思想和他的崇高氣節，醞釀了一百多年，終于在晚清大清面臨危亡之際發酵，武裝了三湘四水、洞庭之濱的湖南士大夫群體，陶澍、魏源、曾左彭胡，師夷長技挽救危亡，乃至後來湘人一躍進入晚清政治中樞，奏響了近現代湖南人擔當天下振興中華的交響樂章。
譚嗣同的思想地位非常高，我們沒有很好的研究。過去研究他的“不怕死”的一面，但是關于他的“通”，也就是平等的思想，關注得還不多。譚嗣同這個人，實際上他的思想、才情、膽識、血性，他作爲一個好的革命家，一個活躍的思想家，一個文學家，一個心地非常慈善的佛教信徒，一個音樂家，各種之全面，非常之美。除了勇敢，還非常之大美壯。所以，這個人是很值得湖南人、尤其是湖南的男孩子好好學習的。鄭佳明坦言：“從個性上講，我非常喜歡譚嗣同。”鄭佳明認爲魏源、郭嵩焘等等都值得深入研究。
還有幾個人研究和宣傳都不夠
一個是黃興。黃興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武夫，他是有思想的人，他在革命中出現問題的時候，一直主張用法律解決，他有法的思想、有平等的思想，本身有商業的思想。“現在的湖湘文化要把它梳理出來，讓青年人知道，我們湖南人不光會打仗，也會追求平等。”黃興的精神境界極高，功成不必在我的無我境界，使他成爲同盟會的靈魂，鄭佳明說。
一個是蔡锷。蔡锷是中國現代軍人的楷模，宋教仁遇刺之後，黃興找到他希望他起兵反袁，他雖然具有強烈的革命思想，但他遵守憲法，恪守軍人職守。拒絕了黃興。但當袁世凱稱帝，倒行逆施之際，他要爲“四萬萬衆人争人格”南天拔劍，興兵讨袁。難能可貴的是，蔡锷不僅僅有情懷，而且有思想，他的很多思想至今仍有重要價值。
一個是宋教仁。過去老是表揚“打響第一槍”和武裝鬥争，但是宋教仁是爲了實現法治而死，他是爲中國憲法流血第一人，武昌起義之後他起草中國第一部憲法，《中華民國鄂州約法》。後來成爲了中國第一個憲法的基礎，宋教仁這個人值得我們今天去好好研究和學習。
鄭佳明說，長沙嶽麓山上長眠着幾十位共和烈士，可能在全國也是最集中的共和烈士墓地。他在嶽麓區當區長的時候，常常一個人去看望那些漸漸荒蕪的墳冢，懷着崇敬和傷感的心情。他做電視劇《走向共和》也許就是這個時候起念。
(本文來源于《湖湘文化》，作者系孟文子，原标題《鄭佳明：我與湖湘文化》)
